阮 銘
中國共產黨第18屆全國代表大會結束時，一位朋友來信說：「18大開過，舉世失望，想聽聽你的看法。」
我回答他：「黑暗中國已到破曉時刻，鄧小平帝國走到了歷史盡頭，中國地平線上浮現出長夜將盡的一線曙光，可別失望，要促進中國的變革。」
「舉世失望」的原因，與輿論失焦有關。18大前，輿論即以各種道聽途說，把「舉世」引入所謂「太子黨」、「團派」、「上海幫」的權鬥迷陣，競相預測「誰勝誰敗」、「誰上誰下」？
結果猜不準，即斷言「18大人事大戲落幕，外界一致看法，在這場權力角逐中，太子黨獲得江系支持大勝團派；顯然未來5年中國政局將在很大程度上受太子黨掌控。」（註1）
美國福布斯雜誌甚至把江澤民列入「全球最有影響力名人榜」，稱「中国老人政治依舊存在，86歲的江澤民是中国最大的幕後權力分配者，挑選多名政治局新常委。」
那是一種以偏概全、「明察秋毫不見輿薪」的觀察方法，忽視了中國的變或不變，向何處變，取決於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內外條件，取決於時代潮流與人民意志，不以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或某幾個新政治局常委的「個性」為轉移。
本文將從中共18大的新訊息，探討今日中國面臨的大變局與台灣的因應之道，包括：
1）18大值得注意的3項訊息；
2）鄧小平帝國到了歷史盡頭；
3）中國內外局勢的重大變化；
4）習近平時代中國向何處去？
5）誰主台灣浮沉？
一、18大值得注意的3項訊息
18大有無值得注意的新訊息？有，至少可以看到3項：
第一，「指導思想」之變。
都說18大「了無新意」，也難怪。胡錦濤報告照舊充斥陳腔爛調，如「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類。那只是「老祖宗的牌位」，即鄧小平所謂「老祖宗不能丟」。（註2）
事實上「老祖宗」已不管用了。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綱」，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沒有人真當回事。
胡錦濤報告中值得注意的焦點，是作為「指導思想」載入18大「黨章」的「科學發展觀」。它強調「以人為本」、「統籌兼顧」、「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實現「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註3）
這是有針對性的，針對中國這30多年來反自由化、反人權、反民主、特權資本壟斷市場、暴力「維穩」壓倒一切的「反科學發展觀」及其造成的貪瀆腐敗、資源浪費、生態破壞、貧富懸殊、道德淪喪、民怨迭起等巨大災難。
有人說「科學發展觀」也是老調子，胡錦濤唱過多年唱出什麼了？這話也不假。鄧小平、江澤民時代造成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環境災難，胡錦濤時代均未解除，且有變本加厲之勢。
然而究其根源：胡錦濤主政10年，一是家長雖易、家法未改，鄧小平、江澤民的舊「指導思想」陰魂不散，「科學發展觀」未能實踐；二是中國GDP的快速増長和沿海大城市的虛假繁榮，掩蓋了整個國家的陰暗面。
18大報告指出，「科學發展觀對新形勢下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作出了新的科學回答」。（註4）
這表明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穩定壓倒一切」等老教條「指導」下單純追求GDP指標，厚出口薄內需，權貴壟斷資本所導致的經濟效益低下、分配嚴重要不公、1%特權者掠奪99%勞動的舊戰略難以為繼，非變不可了。
第二，權力轉移之變。
「科學發展觀」中「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生態文明」等內容，並無新穎之處，胡耀邦、趙紫陽主政的1980年代都提出過，但長期無法實現。其根本原因，是中國權力結構的專制與錯亂，不但無法實現憲政國家的「主權在民」，連專制體制本身的領導人也難以行使職權。
胡耀邦和趙紫陽曾經是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和中國政府總理，是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和國家實際工作的最高執行人。然而他們頭上還壓著兩個既無名義、又無責任的「太上皇」鄧小平和陳雲。照鄧小平自己的說法，是「兩個婆婆」。
「兩個婆婆」還各吹各的號。陳雲經濟上是史達林派，哲學上是毛派鬥爭哲學。鄧小平政治上是一貫反右、反自由化的專政派，經濟上是半開放、半自由派。在這「兩個婆婆」干政下，胡耀邦、趙紫陽的政、經改革均遭抵制。
鄧小平從未擔任國家和黨的最高領導人，是沒有皇冠的「太上皇」。1987年1月，他與專政派聯手，以宮𨑳政變方式（薄一波主持的「生活會」）廢黜胡耀邦；1989年6月，又以軍事政變方式（六四屠殺）廢黜趙紫陽，自封「第二代核心」，冊封江澤民為「第三代核心」。
胡錦濤、溫家寶主政時期，江澤民成了「婆婆」。1989到2002，當了13年末代「核心」還不肯交權，把住軍委主席不放。2004年被迫交出軍委主席後，仍設立個人辦公室干政亂政。
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溫家寶的「普世價值觀」，均遭江澤民和他安插在中央和地方的專政派嘍囉上下夾撃，以致胡、溫「令不出中南海」。
18大胡錦濤「裸退」，習近平當選總書記和軍委主席，標誌中國最高權力轉移邁出正常化的第一步，是終結鄧小平、江澤民個人凌駕人民與國家之上干政亂政的根本變革。胡錦濤立下新典範，不容中國再出現鄧小平、江澤民那種槍指揮國家和黨，自封或封人「核心」的「太上皇」了！
至於所謂「太子黨」、「上海幫」、「團派」，是人為炒作、誤導輿論的假概念。這種典型的「出身論」是文革遺毒，中學生遇羅克在文革中為反對專政派以「出身論」分化民眾、迫害無辜學生和人民，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個歷史教訓不能忘記。
事實上，共青團出身的有專政派，常委中被劃為「團派」的劉雲山，便是搞意識形態專政的一個。高幹子弟也有與人民共呼吸同患難的改革派，習仲勛之子習近平、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豈能與薄一波之子薄熙來、王震之子王軍相提並論？
18屆1中全會產生的新常委，改革派、專政派都是少數。多數是「風派」，客氣一點，叫他們「中間派」也可以，他們確是江澤民喜歡和提拔起來的人。江澤民自己就是「風派」起家，掌權後才化身為專政派、獨裁者和權力狂。「風派」特色是見風轉舵，可以跟江澤民走，也可以跟習近平走。
形勢比人強。18大前，專政派調動國內外各種勢力為薄熈來鳴寃叫屈；江澤民站都站不起來還讓人攙扶著指手劃腳干政。結果呢？江澤民自己那間干政亂政的「江辦」都撤掉了。
中國朋友告訴我，胡錦濤「裸退」，與江澤民有過一番鬥爭。胡在寫給17屆7中全會的信中提出下列請求與建議：
——18大從黨軍領導崗位全退，明年人大從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全退。
——全退後不設辦公室和辦公室班子，在家按規定閱讀有關文件不作批示。
——中央需要提供參考意見時，作為黨員有責任表達個人看法，不得作為有約束力的「指示」。
——全退後若應邀出席節日慶典或其他活動，不可列入國家領導人行列。
——外出休息或作些調查研究，不可搭乘專機、專列。
這幾條，條條針對江澤民。18屆1中全會結束那天下午，歷屆領導人會見18大代表，往常總要搶到前頭的江澤民負氣缺席，第二天神情落寞回上海。他「勝」了什麼？
第三，人民與黨地位之變。
中共執政之前是重視人民的，沒有人民支持就打不倒國民黨、拿不到政權。執政之後，人民與黨的地位顛倒了。黨騎到人民頭上，人民公僕異化為「人民救星」，人民成了受黨支配的「馴服工具」。
18屆1中全會後習近平會見記者講話，把「人民」地位回復到「黨」之上，指出「人民的偉大」、「人民是力量的源泉」。這是對毛澤東、鄧小平兩個帝國「黨權高於人民主權」的撥亂反正。（註5）
習近平強調「權為民所賦」的「新權力觀」，是政治改革的根本出發點。中國一些口稱「民主是好東西」的權貴學者如俞可平之流，前些日子還到台灣販賣他們的「黨內民主」論，主張「政治改革要從黨內民主出發」，除了一群國民黨奴才隨聲唱和，被台灣民眾笑死。
民主絕不可能在列寧式政黨內部產生。蔣經國晚年解除戒嚴，先找「華盛頓郵報」董事長凱薩琳•葛蘭姆（Katherine C. Graham)公告世界，在場做記錄的馬英九聽到都「嚇一大跳」！他知道在黨內討論解除戒嚴或開放黨禁報禁，無異與虎謀皮；只有訴諸人民、訴諸世界，才能實現民主改革。
習近平、李克強施政從民生經濟、打擊貪腐、整頓黨風著手。歷史表明，沒人民的支持和監督，沒有現代憲政民主的權力制衡，這些問題永遠解決不了。習近平把人民提到首位，強調「人民創造歷史」，針對的就是蔑視人民、抵制民主改革的專政派。
有人因習近平未提「政治改革」四字，就斷定「政改無望」，是言之過早。鄧小平倒是講了不少「政治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全是假話，最後淪為人民屠夫。
為什麼？因為鄧小平和專政派最怕人民，最怕「權力制衡」妨礙他的「個人專政」。
1978年11屆3中全會期間，北京市委平反被毛澤東定性為「反革命事件」的1976年天安門人民運動，「人民日報」寫了一篇社論「人民萬歲！」鄧小平的「笫一枝筆」胡喬木大發雷霆，指責胡績偉「企圖建立一個民主黨來改造共產黨」！（註6）
1980年代初，胡喬木與「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之間有過一場「人民性」與「黨性」之爭。胡績偉主張「人民高於黨」，「人民性高於黨性」；胡喬木主張「黨高於人民」，「黨性高於人民性」。鄧小平拍板支持胡喬木，撤了胡績偉的「人民日報」社長職務。
人民否定文革，是否定毛澤東造成全國大災難的「個人專政」。而鄧小平「否定文革」，是否定人民，否定他所謂的「大民主」。鄧小平說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是「文革」，是「大民主」，妨礙他的「個人專政」，下令軍隊開進首都屠殺人民！
從「領袖的偉大」到「人民的偉大」，這是世界觀的根本轉變。由此出發，從「六四屠殺」、「鎮壓法輪功」到中央和地方一切反人民的寃假錯案，都將接受歷史與法律的審判。
二、鄧小平帝國已到歷史盡頭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大致30年一大變。18大正處於中國笫3次大變局的關鍵時刻。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創建了他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澤東帝國」。毛總結自己「一生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打敗國民黨，把蔣介石趕到幾個小島上去了；另一件是文化大革命，創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27天後，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聯合葉劍英、汪東興，逮捕了毛夫人江青和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文化大革命幹將。但華國鋒無意改變毛澤東的理論與路線，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註7）
然而當時中國的內外形勢，已無法照毛澤東的老路走下去了。針對兩個「凡是」，黨內民主改革派領袖胡耀邦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全國討論，顛覆了毛澤東的「專政論」。
同時以北京西單民主牆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運動在全國風起雲湧，訴求徹底糾正1976年天安門事件以及毛澤東統治下的大量寃假錯案、終結毛帝國的專制獨裁統治。
1978年12月中共11屆3中全會，與全國民主運動內外呼應，打敗了「凡是」派，標誌毛帝國的終結。葉劍英在全會講話，盛讚「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11屆3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註8）
鄧小平卻有自己的打算。他做了三件事：一是迫使美國卡特政府在美中建交時承諾對台「斷交、撒軍、廢約」，敦促蔣經國接受「和平統一」談判；二是發動進攻越南的「自衛反擊戰」；三是1979年3月30日發表他的綱領性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這是鄧小平強烈表達個人意志，逆轉中國歷史前進方向的「三把火」。這三把火都未達到預期目標，卻使鄧小平得以與黨內專政派結盟，擴張他的個人權力，成為繼毛澤東之後的大獨裁者。（註9）
毛澤東以他的「階級鬥爭為綱」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建立起一個「恐怖加貧窮」的毛帝國。鄧小平以他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特權階級專政下的改革開放」，重建起一個「恐怖加腐敗」的鄧帝國。
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國共產黨舉行了9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鄧小平實際掌控中國最高權力的起點，堪稱中共歷史上第2次「遵義會議」。（注10）
華國鋒的歷史功過，不足以構成下台的理由。他粉碎「四人幫」有功，「兩個凡是」的錯誤在11屆3中全會已檢討改正。原來集中於華國鋒一人的權力，在1980年2月11屆5中全會已完成分割，胡耀邦任總書記主黨，趙紫陽任國務院總理主政；華保留黨主席和軍委主席職務，軍隊工作由葉劍英輔佐。新的權力格局運行順當，並無改變的急迫性。
當時在政治局中主張拉下華國鋒的是少數（鄧小平和陳雲），他們依靠「擴大會議」擴大進來的專政派王震、胡喬木、鄧力群等造勢，迫使華國鋒提出辭呈。
誰來取代華國鋒呢？葉劍英、胡耀邦等原來不主張華下台，既然鄧要華下，就推鄧取代罷！但鄧小平卻表示他自己只做軍委主席，提名胡耀邦做黨主席。
胡耀邦堅拒不下10次，他說：「無論從資望、政治能力、領導格局，自己都難以勝任，由鄧小平擔任為好。」表決那天（12月5日第9次會議），胡耀邦離京去湖南調查。（註11）
政治局擴大會議最後做出3項決議：（1）向6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2）向6中全會建議，選擧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軍委主席；（3）6中全會前，暫由胡耀邦主持政治局常委工作，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義。（註12）
在1981年6月中共11屆6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黨主席和總書記，與其他6位副主席組成新的政治局常委會。7人排名是：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
這個格局只維持了1年。1982年中共12屆全國代表大會前夕，陳雲、王震、胡喬木、鄧力群集團策劃再次奪權，矛頭指向胡耀邦。他們在軍隊中的打手趙易亞，寫文章「揭發」理論界、新聞界、文藝界的「自由化」有一個「總後台」。文章未點名，一看就知道指胡耀邦。
文章發表後舉國嘩然。鄧小平生氣了，質問「為什麼12大前出這種事？趙易亞是什麼人？」那時鄧小平還需要胡耀邦、趙紫陽曆為「改革開放」衝鋒陷陣，如他所說，「天坍下來有胡、趙頂著！」
鄧小平還有另一手，利用胡喬木修改黨章，取消黨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的設置，把總書記職權縮小為處理日常事務。胡喬木怕人不知其中奧妙，以個人名義發表了一篇「關於修改黨章答新華社記者問」，強調「這次修改的黨章有新規定，總書記只能召集、不能主持中央會議。」
胡喬木的設計剝奪了總書記作為全國黨代會選出的最高領袖的權力，從此最高權力不成文地轉移到了「兩個婆婆」鄧小平和陳雲手中，成了凌駕黨和國家之上的「太上皇」專政。這是導致後來胡趙改革失敗，貪瀆腐敗叢生，民眾抗爭不斷和六四屠城的制度根源。
「六四」槍響，大局既定，天坍不下來了，胡、趙的利用價值已盡，鄧小平才把「天下」交給他挑中的「第三代核心」江澤民。以資歷聲望、個人能力與領袖素質，江澤民都無法與胡、趙比。為何鄧從未想讓胡、趙當「核心」，而獨鍾江澤民？
鄧小平明白，開創改革大業，需要胡、趙那樣有新思維的開創型人才。天下既定，鄧小平擔心的是新思維改變他的舊路缐。他需要另一個「華國鋒」，遵循他鄧小平的「凡是」不變。
鑒於毛澤東挑選的華國鋒沒有站住的教訓，他還必須防止另一個「鄧小平」出現。那就是他與相交60年的老戰友楊尚昆割袍斷義、幫江澤民拿下「楊家將」（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兵權的緣由。
「看得準，動作快，下手狠」，是鄧勝過毛的地方，也是鄧帝國得以延續三代的秘密。
江澤民扮演過從「風派」到獨裁者的多重角色。他主政15年（從1989被鄧小平冊封「第3代核心」到2004交出軍委主席），超越鄧小平。
「六四」屠城後頭3年，江緊跟「反和平演變」的專政派，與李鵬、姚依林、鄧力群聯手復辟「鳥籠經濟」和思想文化領域「全面專政」。結果1989年經濟增長率從上年度11.3%掉到4.8%，1990年再掉到3.8%。
鄧小平坐不住了，才有1992年「南巡講話」，其中一句「誰不改革誰下台」，嚇壞了江澤民。江見風轉舵，找鄧小平牌友丁關根和鄧小平的小𠒇子鄧質方「通氣」，表白對鄧忠誠。鄧小平表示理解，帶給江一句話：「注意與鄧力群保持距離」。
江心領神會，立即提出「14大」報告要以鄧南巡講話作為貫穿全篇的主線，闡明為什麼要「毫不動搖堅持鄧小平路缐100年不動搖」？並向鄧請示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寫進14大報告稿，獲得鄧的讚賞。
鄧小平批評毛澤東「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這是封建主義的做法，改革制度也包括這一點。」（註13）
而鄧小平自己的「做法」，是選擇自己的兩代接班人。毛選了一代不成功，華國鋒被鄧廢掉。鄧選了兩代都成功了。
鄧的隔代接班人胡錦濤執政之初，提出「執政為民」和「科學發展觀」，當時被認為是針對江澤民惡政的「胡溫新政」。然而人們的期待很快破滅。
2004年9月中共16屆4中全會上
，剛從江澤民手中拿到軍委主席的胡錦濤，唱起了鄧小平、江澤民的老調子。他說：
「一段時間以來，境外敵對勢力、媒體大肆攻擊我國領導人和政治制度；國內媒體打著政治改革旗號，宣揚西方民主、人權、新聞自由，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針對這種錯誤絕不能手軟，蘇聯就是在戈巴契夫提倡公開化、多元化，造成黨和人民思想混亂中解體的。」
胡錦濤沒有離開「鄧小平帝國」那條「特權階級專政下的改革開放」的老路。它是蘇聯、東歐帝國崩潰之後，從毛澤東帝國演變成的一種新典範，是傳統共產奴役制度的繼承與轉型。
繼承的是傳統共產奴役制度的核心，即鄧小平概括的「四項基本原則」和「反自由化」；轉型的是適應全球化時代的開放戰略。其「特色」是：
第一，經濟體系從封閉到開放，從計劃鳥籠向全球市場轉型。
在全球化時代，傳統共產國家在經濟力和綜合國力的競爭中都失敗了，唯獨中國崛起為對抗全球民主化的最後堡壘；
其根本原因，是鄧小平實現了從封閉的傳統共產奴役制度到開放的新共產奴役制度的轉型。
鄧小平帝國的新戰略，是向全球自由國家開放，引進資本、資源、資訊、科技、人才，與共產奴役制度下廉價的不自由勞工和廉價「國有」土地結合，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生產廉價商品行銷全球市場。但對「西方」的自由價值、民主制度、人權觀念，則視為必須「消滅於萌芽狀態」的「動亂因素」。
第二，共產黨從共地主、資本家的產，轉向共農民、工人的產。
共產黨過去利用農民、工人「打天下」，打土豪，分田地；今天利用資本主義「保天下」，圈農民田地，迫工人「下崗」，換上流向城市的廉價「農民工」。
陳雲在實行「計劃經濟」時創造了一個公式：「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今日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陳雲那個舊公式的變形：「國家和外資共享大頭，貪腐官員和中資權貴瓜分中頭，億萬被壓榨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只能拿小頭。」
第三，磁吸先進國家資本、技術，擴張經濟、軍事實力。
鄧小平的「多極化」戰略，著眼於跨國資本追逐高額利潤的貪婪性格，發揮中國奴役制度下低成本勞工和國家壟斷土地資源的優勢，磁吸國際資本和現代技術，強化自身的經濟、科技、軍事實力；同時向開發中國家輸出人力與技術以獲取戰略資源，向全球擴張。
第四，以民族主義挑戰自由民主普世價值。
鄧小平口說「老祖宗不能丟」，心知「老祖宗」不管用了，需要拉「民族主義」大旗來包裝，發明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新」概念，宣揚「民族復興」、「國權至上」，以「中國特色」對抗普世價值。
18大前發生的兩個標誌性事件：薄王事件暴露了腐敗帝國的內部分裂，陳光誠事件宣告了恐怖帝國暴力「維穩」的破產。這兩大事件打破了中國內部的恐怖平衡，突顯出這個「恐怖加腐敗」的鄧小平帝國，已走到歷史盡頭。
三、中國內外局勢的重大變化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的變化與世界的變化不可分割。從北非中東的「茉莉花革命」到緬甸的自由曙光，從美國的「佔領華爾街」到中國的「陳光誠自由大逃亡」，表明中國與世界，都不能照老路走下去，都面臨新的歷史大變革。
上一波歷史大變革，是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蘇聯東歐共產帝國的崩潰，當時有人斷言「歷史的演進已經完成」。（註14）
然而歷史沒有終結，取代共產主義對抗人類普世價值的「新」意識形態，是死灰復燃的民族主義。它其實並不「新」，希特勒的「大日耳曼民族主義」，列寧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是用「民族主義」包裝的極權主義。
鄧小平從蘇聯～東歐共產帝國崩潰中得到的結論，是「中國絕不可出戈巴契夫」，對策即「消滅一切自由化傾向於萌芽狀態」！用什麼工具來消滅？「老祖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靈了，只能拿虛構的「民族主義」來包裝。（註15）
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就是在黨國特權階級專政下，向全球資本開放。當年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的口號，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今天「鄧小平帝國」的口號，是「聯合跨國資本剝奪全世界無產者！」對此表演得淋漓盡致的，是江澤民。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靈魂是第一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什麼是「先進生產力」？是人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產生的文明成果，怎麼會是「中國共產黨」？
然而江澤民目中無人。在工廠、工地、農田流血流汗建造現代建築、為全球市場生產各種食品和民生用品和的工人和農民，各行各業的設計師、工程師、教師、醫師、廚師、農藝師、企業家和管理者、實驗室裡的科學家和研究員，在江澤民眼中，都只是特權資本的奴隸和工具。
江澤民靈魂中的「先進生產力」，非華爾街金融資本莫屬。1997年深秋的一個早晨，美國華爾街證券交易所迎來了一名貴客。他就是中國共產黨「第三代核心」江澤民。他來做什麼？參觀嗎？過去共產黨官員來這裡參觀，不會這麼早，尚未開市就到了，有什麼可看？
江澤民這麼早來，是為表演一幕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破天荒的喜劇，敲響華爾街證券交易所的開市鐘。向來共產黨宣稱「敲響了資本主義的喪鐘」，江澤民異想天開，敲響了資本主義的「生命之鐘」，宣告他不但不會「埋葬資本主義」，而且「聯合全球資本共同壓榨中國無產階級」！
隨著鐘聲響起，江澤民宣佈中國購買30億美元波音飛機和600億美元核能發電設備。華爾街和中南海聯盟從此確立。
美國青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只認識到他們失業、貧困，找不到自由和幸福的原因，不是自己「懶惰」、「啃老」，而是華爾街肥貓的貪婪，讓他們失去實現自己的生命力與創造力的機會。然而他們尚未發現，華爾街的黑手後面還有一雙黑手，在北京的「中南海」。
擔任18年（1987•8•11~2006年1•31）美國聯邦理事會主席的亞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他那本「我們的新世界」裡，說穿了這個秘密，似乎未引起注意。
那中譯本的書名並不確切。英文書名原是「The Age of Turbulence：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意思是：「動盪歲月：在新世界的冒險」。
讀過書的內容就知道，格林斯潘明白，他和華爾街的肥貓們，是在動盪歲月裡玩著冒險的金融遊戲。書中有一章，專講柯林頓第二任期到小布希第一任期內美國的「非理性繁榮」。
格林斯潘寫道，美國的實體經濟日益萎縮，虛擬經濟迅速增長，虛擬經濟超過實體經濟幾十倍！他說這是「非理性繁榮」。但他又說，中國發展實體製造業，美國發展虛擬金融業的「國際分工」，可以使這種「非理性繁榮」，在「全球化」時代長期持續下去。
格林斯潘是這樣想的：你「中國製造」，我「美國消費」；你賺的貿易順差還得買我的國債、股票，買我的衍生性金融商品，錢不是又回到美國來了嗎？於是民窮國富的中國，成了民富國窮的美國的大債主和大股東。但格林斯潘不怕，到時候還不出債，印鈔機一開動就解決了。
這就是格林斯潘在新世界「動盪歲月」中的「冒險」。格林斯潘在寫書時，對他的「冒險」頗為自得：中南海與華爾街結盟，中國實體經濟與美國虛擬經濟的「國際分工」，「中國製造、美國消費」的發展模式，創造了美中兩國10年的「非理性繁榮」。
中國釋放低廉的勞動力、土地與環保成本，磁吸跨國資本，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付出的代價，是農民田地被奪，居民住房被拆，全國農田、山林、草原、江河、湖泊、海洋大規模被污染、破壞。農民失地，工人失工，政府劫貧濟富、劫民濟官，官逼民反的「群體事件」直線上升，全國武警、網警窮於對付，終於發生盲律師陳光誠脫逃成功的驚世之舉。
美國和全球付出的代價，就是這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嘯、失業危機、貧富懸殊，終於爆發 99% VS. 1% 的「佔領華爾街」運動。
華爾街與中南海的結盟，暴露了「全球化」的虛假與「新自由主義」的虛偽：只有資本在全球泛濫的自由，沒有勞工在全球謀生的自由。
中南海統治的中國，向華爾街開放，向全球資本開放，向台灣巨富郭台銘、王雪紅們開放。全球的豪門、權貴、財團，可以在中國自由圈地、自由拆房，自由蓋廠、自由招工，當然是在中國官員、武警的重重護衛之下。這就是權力和資本的「全球化」，有人比之為「螃蟹」橫行世界的「全球化」。
托瑪斯•弗利特曼寫過一本書「世界是平的」。不錯，對1%「螃蟹」來說，「新自由主義」的「推土機」已為他們推平了世界。「螃蟹」們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招工蓋大廈、開工廠，把工資壓到最低，把工時拉到最長，反正「全球」有的是失業勞工、排隊等著你購買他們廉價的血汗。
然而對上帝創造的大部分人來說，這世界是愈來愈不平、愈來愈不自由了。上帝創造人，不是人人平等嗎？為什麼只准你全球化，不准我全球化？為什麼只准你自由，不准我自由？
「新自由主義」放任資本與商品的自由，剝奪了辛勤勞動、創造商品和財的人的自由！這是偽自由主義，是自由的異化。
自由的真諦，是人與人之間都平等地享受自由。自由的價值與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不可分割。「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已經使人主宰錢的世界異化為錢主宰人的世界，使世界上的多數人淪為全球金融寡頭控制下的金錢奴隸，錢成了支配人的身體和靈魂的主人。
這就是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中南海「民族魔」與華爾街「偽自由」聯盟壓倒全球「自由魂」的故事 。
在中南海與華爾街的蜜月時期，美國政府幾乎事事都看中國政府的臉色，尤其在台灣議題上。
2002至2006年包道格（Douglas H. Paal）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長期間，美國對台政策完全迎合中國政府的需求。中國不喜歡陳水扁和民進黨，打算讓國民黨重掌政權以利「統一」。包道格和當時在國務院的莫健（James
F. Moriarty）、中央情報局的韋德寧（Dennis
Wilder），都採信國民黨對陳水扁的負面評價，藉以影響美國政府的決策。(註16）
隨著中國GDP迅速增長，那個時期美國的某些政客、學者、商人，競相鼓吹中國政治制度優於西方，遊說美中（G2 ）「共管世界」，於2009年抵達高潮。
物極必反。2010年中國在南海和東海的耀武揚威，驚醒了美國和亞太自由國家，開始謹慎看待中國的「崛起」。
與中共18大同時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贏得連任的歐巴馬，一當選即出訪泰國、緬甸、柬埔寨，提出Asia Pivot（亞洲重心）大戰略，支持亞洲民主國家的聯合。歐巴馬與翁山蘇姬擁抱，敦促緬甸軍事獨裁政權向自由民主制度轉型。這都表明世界在變，華爾街與中南海「共管世界」夢碎，
四、習近平時代中國向何處去？
胡錦濤18大報告對「中國向何處去」的疑問，提出「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他又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發展。」（註17）
輿論以此斷言「習近平時代政治改革無望」，恐怕言之過早。走不通的「老路」是什麼？不可走的「邪路」是什麼？要走的「新路」又是什麼？都有可討論的餘地，社會輿論正在展開一場「習近平時代中國向何處去」的大辯論。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什麼都可以往裡裝的大口袋。像寫「民主是個好東西」的俞可平到台灣來，口袋裡裝的就是「黨內民主優先」之類偽劣商品，是為迎合買家國民黨的胃口準備的。
18大報告中新指導思想「科學發展觀」的目標，是實現「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美麗中國」。假如這是「新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鄧小平的「特權階級專政下的改革開放」都是已經走到盡頭，走不下去的「老路」。
現在的問題，是「科學發展觀」所指「民主政治」是什麼？胡錦譸在談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時說，「積極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註18）
這個提法，同過去江澤民所謂「民主相對論」、「絕不走西方民主道路」是有差別的。
自由人權、民主法治、公平正義，是普世價值，是胡錦濤說的「人類文明有益成果」，並無東方、西方之分，都屬於「積極借鑒」的範圍。
至於「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根本不是問題。每個憲政民主國家由於各自歷史文化的差異，各國「制度模式」本來就各不相同。即使源出同文同種的英美兩國，其「制度模式」也截然不同。
英國保留「王室」，是「議會至上」的「內閣制」。美國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總統制」。其他如法國「雙首長制」，瑞士「委員制」等等。沒有一個真正的自由民主派，主張中國照搬西方某國某種「制度模式」。
只要認同「人類文明有益成果」的「自由民主價值」，就不可能視現代文明國家的憲政民主之路是「邪路」。
什麼是「邪路」？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才是「邪路」，而且是集合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與鄧小平「特權階級專政下改革開放」雙重惡政的「邪路」！
薄熙來磁吸了全球最貪婪的政客、肥貓、投機學者。季辛吉在重慶登台唱紅歌，吳伯雄吹拍薄熙來是「中國馬英九」，郭台銘在薄熙來、薄谷開來、王力軍案敗露之後，還急忙趕去重慶搭末班車，和薄熙來簽最後一份合約，照最後一張合影。
薄熙來比毛澤東、鄧小平更加「無法無天」，假如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推廣全國，將是人間又一場「大浩劫」。
「重慶模式」的欺騙性，在於薄熙來「以黑打黑」掠奪到手的大量資源，分了一點「小頭」解決「民生」問題，突顯他的「重慶小王國」比其他地方「公平正義」，以隱藏他的大量貪贓枉法。
這是值得習近平、李克強們警覺的，正是由於鄧帝國表面繁榮掩蓋下的不公不義、特權橫行、警匪勾結、欺壓百姓，孕育了薄熙來「唱紅打黑」的市場。中國要公開審判薄熙來，必須結束鄧帝國的特權階級專政，才能重獲民心。
一位朋友對我說：毛澤東、鄧小平是「暴君」，江澤民是「戲子」，胡錦濤是「書生」，習近平呢？他接近人民，對人民有感情。假如習近平能把中國帶上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文明之路，有機會成為開創現代憲政民主國家的領袖，就看他能否把握歷史機會。
終結毛帝國，是以「實踐標準」突破毛的「兩個凡是」，可惜中國人民未能阻止鄧小平以自己的「兩個凡是」取而代之。現在是以新的「實踐標準」突破鄧小平的「兩個凡是」，終結鄧帝國特權階級專政的時候了。
當年終結毛帝國之際，中共4000「高級幹部」討論「建國以來歷史問題決議」。陸定一、方毅等中共元老都認為，既然否定了「兩個凡是」，就不應再提「堅持毛澤東思想」和「堅持無產階級尃政」。鄧小平獨排眾議，堅持「老祖宗不能丟」！鄧小平的女兒鄧楠曾經說他父親，「你就是怕當中國赫魯雪夫！」
赫魯雪夫和戈巴契夫，都是中共的禁忌。「一個丟了祖宗，一個丟了國家」。後來延伸到政治改革也成了禁忌，所謂「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找死」比「等死」，死得更快；所以寧願「等死」，也不去「找死」。這就是中國「六四」屠殺後拒絕「政治改革」的由來。
然而世界歷史上也有靠民主改革起死回生的範例，那就是1980年代的台灣。1979年美國對台「斷交、撤軍、廢約」，鄧小平提出「八十年代統一時間表」，美中聯手壓蔣經國上談判桌。當時美國國務院官員判斷台灣頂最多還有4年存活時間。
布里辛斯基在他的戰略著作「大失敗」中呼應鄧小平，主張台灣在中國鄧小平的「商業共產主義」統治之下，繼續保持其「商業自由」。（註19）
台灣那時已「四面楚歌」：美國的背棄，鄧小平的招降，台灣內部自由民主運動的高漲，國民黨戒嚴統治威懾效用的下降，可以說，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蔣經國只有三種選擇：
第一種，屈服於美國「斷交、撤軍、廢約」與鄧小平「統一時間表」的壓力，與共產黨談判「和平協議」。
第二種，「老祖宗不能丟」，繼續蔣介石的哲學「以不變應萬變」。這是國民黨內部的主流傾向。這個流亡恐怖政權維持了30年，蔣經國晚年已疾病纏身，他可以拖延殘局，留給台灣一個不確定的未來。
第三種，遵循時代潮流和人民意志，帶領台灣告別獨裁恐怖政權和自己的過去，走自由民主的新路。
那時若走錯一步，台灣就不存在了。在這場世紀博奕中，鄧小平轉勝為敗，台灣轉敗為勝，全在1980年代各自走出的最後幾步棋。
最重要的，是蔣經國在生命的最後一年，解除戒嚴，解除黨禁、報禁，把台灣推進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而鄧小平，把坦克開進首都，鎮壓爭取自由民主的年輕學生，中斷了胡耀邦、趙紫陽時代已經開始的中國民主改革進程。
之後20多年，「特權階級專政」的恐怖與腐敗籠罩中國。其間不乏唱幾句假改革高調的演員，朱鎔基演得最逼真：反腐敗要準備多少口棺材，給自己留最後一口；民主化從村民委員會開始，一級級選上來，全是假戲。他的真戲是做「經濟沙皇」，財政權力高度集中，把中國推進國富民窮、金融腐敗、不公不義、城鄉貧富兩極化，依靠暴力「維穩」的動盪年代。
前幾天習近平在深圳，宣佈「改革開放要有新開拓」，強調「對內開放」。「新開拓」就是開新路，「對內開放」就是釋放全國人民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實現經濟、政治、文化全面創新，都離不開自由化民主化的制度革新。（註20）
台灣的範例表明，革新政治不是找死，而是起死回生。民主化也不是多麼複雜可怕，從解除黨禁報禁、開放自由選舉起步，前後不過十年，台灣實現了制度轉型。
至於國民黨再度上台執政後腐敗無能，台灣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大倒退，導致經濟滑落到「四小龍」之末，那是馬英九政府昏潰愚蠢所致，人民認識到了，就會行使主權予以糾正。
五、誰主台灣浮沉？
中共18大後，台灣出現一種判斷：「國民黨與共產黨聯手統治台灣已成定局」。（註21）
不分「藍」、「綠」，都有相當一部分人認同這種看法。或者樂觀其成，躍躍欲試；或者悲觀失望、束手無策。
至於國民黨當權派，已急不可耐要共產黨開價碼，打算討價還價，擇日成交了！請看新上任的「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如何呼應胡錦濤的中共18大報告？
胡錦濤說：「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定台海局勢，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前景。」（註22）
「和平協議」不是什麼新東西，是三十年前鄧小平邀蔣經國談判「國共第三次合作、實現和平統一」時開始唱起；蔣經國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回應，讓鄧小平「統一」夢碎。
之後從江澤民到胡錦濤，唱的仍是鄧小平的老調子，還請些美國說客、如李侃如等，變變花樣，提出什麼「中程協議」Interim Agreement 之類。
然而聽在「不識賈慶林何人也」的「馬英九分身」王郁琦耳裡，老調子竟成了新訊息。王郁琦在國民黨中常委報告「中共18大後兩岸關係發展」中說：
「兩岸和平協議以什麼方式呈現，包含什麼內容，大陸必須先提出更具體的說法。」
香港「多維新聞網」評論道：「中共18大後，和平協議成為台灣熱議話題。雖然馬英九的態度羞羞答答，但陸委會主委王郁琦近日直言，"兩岸和平協議需要以什麼方式呈現、包含什麼內容，大陸方面必须提出更為具体的說法"，猶如始揭面紗，顯示馬政府已開始為和平協議籌謀布局，有討價還價的意思。」
政論家王健壯就此寫了一篇「別跨過盧比孔河」，出自英國諺語，「 Don't cross the Rubicon river」，跨過去就走上不歸路。他批評馬英九、王郁琦向中國「討價」，把決定台灣命運的主導權「拱手讓人」，是「大錯特錯」。（註23）
這是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中國對台戰略」問題。因為現在不但國民黨的馬英九、王郁琦在急，民進黨的謝長廷、蔡英文也在急。究竟「國共聯手治台」是否「已成定局」？究竟中共18大是否已把台灣逼到「盧比孔河」，瀕臨過河時刻？究竟台灣應以何種戰略反制中國的對台戰略？都有討論清楚的必要。
我讀18大報告中「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和推進祖國統一」一節，其內容只是重申1980年代鄧小平的對台舊戰略，並無急迫之意。這就是所謂「皇帝不急，急死太監」。
請看「欽差」孫亞夫在台灣「統合學會」主辦的「台北會談」研討會上是怎樣講的？他首先否認中國對台施加壓力促談「和平協議」，孫亞夫說：
——「和平協議」的主張，先是連戰2005年提出；大陸認真以對，2007年首度列入中共17大政治報告。18大是面向未來5年的會議，各個大政方針、主要政策要重申一遍；
說「大陸著急」，是「過度解讀」了些！（註24）
「中國不急」，是由於中國對台戰略，一向從屬全球大戰略。研究中國對台戰略，不必從哪個講話的字裡行間去揣摩，而應觀察全球大戰略的變化。
1970年代毛澤東的大戰略是「聯美制俄」。對台灣，毛認同美國與台灣政府保持外交關係的同時，與中國建立大使級聯絡處關係，即「雙重承認」。
1975年10月21日，毛對季辛吉說：「最好台灣在你們手裡，你把台灣還給我，我也不要；等我上天堂見上帝，我要同祂講，現在台灣由美國代管比較好。」（註25）
毛澤東去世，鄧小平復出，把毛的「聯美制俄」大戰略修改為「聯美壓台」。他誘使美國卡特政府對台「斷交、撤軍、廢約」，以為蔣經國在美國政府壓力下，不得不與他談判「和平統一」；還提出「葉9條」、「鄧6條」，引台灣上鉤，連「統一時間表（80年代）」都宣布了。
然而蔣經國有自己的大戰略。過去蔣介石以「反攻大陸」為軸心，靠山是美國。從尼克森到卡特，美中聯合制俄，靠山慢慢靠到中國那邊去了。這就是「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台灣非變不可。
蔣經國的大戰略，就是「軸心轉移」，從「反攻大陸」轉為「革新保台」。「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做十大建設，還權台灣人民，都是為了不讓台灣被中國吃掉。蔣經國晚年的機要秘書焦仁和給我講過兩個小故事：
其一，蔣向國策顧問陶百川請益，陶言及民主改革，蔣補充道：「台灣的權力，總是要還給台灣人民的！」
其二，民進黨成立，國民黨內主張鎮壓之聲不小。沈昌煥看到蔣經國有意開放黨禁時進諫：「此口一開，國民黨會失去政權。」蔣答：「天下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蔣經國之所以能擊敗鄧小平的「統一時間表」，靠的就是建設台灣主體經濟和開啟台灣民主改革、提升台灣生命力和創造力的大戰略，使鄧小平終於認輸。鄧在1989年5月16日會見戈巴契夫時說：「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註26）
虧馬英九當過蔣經國的「機要秘要」，對蔣經國的「機要」一竅不通。台灣要是能談判「和平協議」，蔣經國早該同他的莫斯科中山大學老同學鄧小平談了；在那個白色恐怖戒嚴年代，又有美國背書，誰也反對不了！
然而蔣經國卻在日月潭涵碧樓會見他和鄧小平的共同朋友李光耀，一口拒絕了鄧小平委託李光耀轉達的國共和談邀請；並請李光耀訪美時告知美國總統。（註27）
據我所知，鄧小平當時開價相當不錯，不但台灣歸國民黨蔣經國管治，而且有意把福建也給蔣經國管，引進台灣經濟開放的經濟，那時鄧小平相當欣賞蔣經國主政台灣時的經濟起飛。
中共18大對台戰略沒有改變，只是重申鄧小平的老調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從江澤民到胡錦濤，戰略不變，策略有變。江澤民「文攻武嚇」失效，變為胡錦濤的「和平發展」，靈魂是汪道涵2000年提出的「一個中國，聯合反獨」，「願者上鉤，不要吃相難看」。12年來，自願上鉤者絡繹不絕。
無論「國共治台定局」論，或馬英九、王郁琦對「和平協議」急於討價，都錯在看不到「誰主台灣浮沉」？台灣的命運掌握在誰手裡？
不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不是馬英九和王郁琦，不是胡錦濤和習近平，也不是美國或日本。「主權在民」，台灣的國家主人，是2300萬台灣人民。台灣的命運，掌握在台灣人民手裡。
只要台灣人民不放棄屬於自己的國家主權，不把自己降低為「台灣之友」或「中國之奴」，「國共」就「治」不了「台」、「定」不了「局」，誰也別想偷渡「盧比孔河」！
白色恐怖時代，國民黨自封台灣之主，對台灣人民，要殺就殺，要抓就抓。那時的台灣是無聲的台灣。少數人發出一點「不平之聲」，即以暴力剿滅。從1947年2•28屠殺到1989年4•7鄭南榕自焚，國民黨的黨國恐怖統治長達四十二年之久。
1990年3月「野百合」學生運動，標誌台灣人民的偉大覺醒，「野百合怒放於人民的土壤上」！台灣人民開始認識到「誰主台灣浮沉？」
怒放的自由之花終於結出民主之果。2000年5月20日上午11時，陳水扁總統向全世界發表題為「台灣站起來！」的就職演說。他說：
「我們在舉世注目的焦點，超越了恐懼、威脅和壓迫，勇敢站起來！」（註28）
凱達格蘭大道廣場響起熱烈掌聲。這句話撥動了台灣人民的心弦，喚起了跨越數百年外來政權統治的痛苦記憶，重溫了在戰爭恫嚇下作出勇敢選擇的勝利喜悅。這是全體自由台灣人的心聲，台灣人民付出一切代價追求的是什麼？就是：
「台灣站起來，迎接向上提升的新時代。」（註29）
「台灣站起來」的影響，遠遠超出台灣自身。選舉結束不久，我應邀出席蒙古烏蘭巴托舉行的「民主在亞洲」國際會議，日本學者小川彰指出：
「台灣實現政權和平轉移，其歷史意義相當於柏林牆被推倒。1989年柏林牆倒下，預示西方共產帝國的末日與民主在歐洲的普遍化；2000年台灣和平轉移政權，預示東方共產帝國的末日與民主在亞洲的普遍化。」（註30）
他還說，日本那部「和平憲法」是美國佔領軍司令麥克阿瑟6天6夜制定出來的，至今日本沒有在美國面前站起來，算不上完全獨立的政治大國；韓國的民主也沒有給東方專制國家重大衝擊。
民主在台灣之所以舉世矚目，是由於台灣處於自由民主國家與最後一個共產軍事霸權帝國對峙的第一線。民主在台灣鞏固與否，將是未來世界自由民主力量能否阻止共產軍事霸權擴張，在亞洲實現「民主的和平」的關鍵。
然而新生的自由之國台灣，面臨內外兩種力量的挑戰：內部失去政權的中國國民黨尋求與外部共產黨中國聯手「變天」。這兩種力量很快結合起來，阻止台灣人民的前進步伐。
2000年5月，國民黨評議會主席團主席梁肅戎接受「中國通訊社」專訪，公開主張「國共兩黨共謀國家統一」。（註31）
6月16日，在國民黨15屆評議會第4次會議上，梁肅戎、陳立夫等提案，主張「國共第三次合作，聯合起來共同打擊台獨」。梁肅戎說：「單靠國民黨一己之力，事實證明難有功效，唯有國共兩黨聯合起來反擊台獨，共議和平統一，國家民族才可免於分裂的命運。」（註32）
梁肅戎還到中國拜會江澤民，建議中國制定「統一法」，推動「國共兩黨共謀國家統一」。當時江澤民表示，「梁先生意見雖好，目前時機尚不成熟，不宜公開提。」接著汪道涵會見梁肅戎，提出「一個中國，聯合反獨」八字綱領，重心從「促統」轉到「反獨」。（註33）
這些國民黨元老的表演，不過是前台鑼鼓，大戲還要等待主角連戰上場。
2004年台灣總統大選，連戰連選連敗，陳水扁以過半得票率連任，使國共「聯合反獨」緊迫感加劇，連戰上場的機會到了。
那年溫家寶訪歐，國民黨支持者重提「統一法」，溫家寶表示將「慎重研究」。所以2005年3月中國人大制訂「反分裂國家法」，是對國民黨一再提出「統一法」的回應。
在中國看來，若制定「統一法」，則等於承認台灣與中國的「分裂」現狀。「謀求統一」就是「改變分裂現狀」，若台灣人民不接受「統一」，豈非「中國單方面立法改變現狀」？若長期維持「分裂」現狀未能實現「統一
」，豈非中國政府違反了「統一法」？
無論上述何種狀況，都使中國陷於被動。如今捨「統一法」而選擇「反分裂國家法」，就是假裝無視台灣與中國「分裂」現狀，想像中國和台灣都屬於並非現實存在的「抽象中國」。就像過去毛澤東、蔣介石時代，兩個黨國都想像對方是本黨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正當台灣人民和國際輿論譴責胡錦濤制定「反分裂國家法」之際，連戰迫不及待表達訪問中國的意願。2005年3月30日，連戰派出以江丙坤為首的先遣隊會見賈慶林，獲得賈慶林轉達胡錦濤邀請連戰訪中，連戰4月1日在東京宣布接受胡錦濤邀請。
4月26日，連戰擺開70人的大陣勢，展開8天的所謂「和平之旅」，首站是南京。連戰在中山陵發表演說，揚言「做一個揚眉吐氣的中華民族」！4月28日連戰到達北京，29日上午在北京大學行政樓小禮堂（原燕京大學貝公樓二樓小禮堂）發表演說，公開提出「聯共反台獨」。
29日下午3時，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舉行「連胡會」，達成「五點共識」。國共雙方發表「連胡會」新聞公報，中國輿論評為「第三次國共合作的開始」。29日夜晚，連戰取消原定日程，應胡錦濤之邀，兩人相會於中南海光緒皇帝當年的幽禁地瀛台。
瀛台夜會真相如何？是歷史之謎。由後來的一些跡像看，胡錦濤對此「連胡秘會」似乎「心有獨鍾」。從此連戰成為胡錦濤心中「人物表」上的「首選」。建國六十週年展覽會挑選照片時，胡錦濤說，他最喜歡的照片，就是與連戰相會的合照。
對胡錦濤來說，連戰在南京機場落地的第一句話，「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扣動了他的心弦。連胡「瀛台夜會」，是雙方一舒共同「感覺」的機會。對連胡來說，兩人規劃的「路線圖」一旦實現，鄧小平破碎了的「統一」夢豈非重圓了麼？
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國民黨倚仗連胡「瀛台夜會」搭起的「國共聯盟」重掌政權。馬英九主政這5年，走的就是連胡會的「路線圖」，不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大倒退，財政經濟也向下沉淪到「四小龍」之末。彼岸中國的青睞，是馬英九的唯一「活路」，這就是他急於跨「盧比孔河」的緣由。
王健壯規勸「站在河邊的王郁琦，千萬不能有冒然渡河之想」。我看王健壯過慮了：第一，他不敢「渡」；第二，他若敢「渡」，也「渡」不過去，且難免遭沉淪河底之災。因為他忘記了，「誰主台灣浮沉」？
我贊同蔡英文、蘇貞昌的國事會議主張，但不僅是解決年金、慰問金等「補漏」的小問題，更需要切實研議和制定全球大變局時代的「台灣大戰略」，重振台灣的主體經濟與民主政治，實現公平正義的幸福社會，終止生命力與創造力的流失，使台灣屹立於現代先進國家之林。
2012年12月12日於淡水竹圍
註釋：
（註1）2012•12•3蘋果日報A15論壇版：「太子黨的政治個性」
（註2）1991年蘇聯發生8月政變的第2天，鄧小平把江澤民、楊尚昆、李鵬、錢其琛找到家中談話。鄧說：「中國局勢穩定，一是處理1989年動亂一點不動搖，二是堅持改革開放。我們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
（註3）18大胡錦濤報告第2部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人民網，2012•11•08•11：05。
（註4）同註3。
（註5）習近平接班，許「美好生活」，聯合報1912•11•16•A1版。
（註6）阮銘：「鄧小平帝國」，時報文化1992版，第57頁。
（註7）1977•2•7•「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社論。
（註8）葉劍英在中共11屆3中全會的講話。後來在作為中央文件正式下達時，這兩句話被胡喬木刪去。
（註9）第一把火「國共和談」，被蔣經國拒絕；第二把火鄧要「打痛越南、解柬共波爾布特之圍，既未打痛、也未解圍；第三把火「反自由化」，屢反屢敗，直至反掉兩屆總書記、「六四屠城」，毀掉改革大業。
（注10）在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聯合張聞天、王稼祥，奪了博古（秦邦憲）、李德的權，取代博古的是張聞天，毛澤東參與軍事決策，是他走向最高權力的起點。鄧小平效法毛，聯合陳雲奪了華國鋒的權，先拿到軍權，是他走向「第二代核心」的起點。
（註11）「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鄭仲兵主編，上卷第527頁，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5年11月版。
（註12）同註11。
（註13）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法拉奇問」，「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305〜306頁。
（註14）「歷史的終結」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1980年代發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不僅是冷戰的結束，而且標誌歷史的演進已經完成」，「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是人類的最佳選擇，並將成為全人類的制度」。
（註15）「中華民族」是一個假概念。中國政府自己也說中國有56個民族。講「中華民族」，就是「一個民族」統治其他55個民族。其實「一個民族也沒有統治，是「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統治56個民族。但「黨」和「主義」這些東西在中國已失去「吸引力」、「凝聚力」，所以需要製造「民族主義」來吸引，製造「一個民族」來凝聚。
(註16）林霨（Arthur Waldron）「美國對台政策的演變」，「中國崛起與亞太區域安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第76頁，台灣安保協會，2012年9月21日發行。
（註17）同註3。
（註18）18大胡錦濤報告第5部分：「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人民網，2012•11•08•11：01。
（註19）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Scribner,1989)
（註20）「習近平南巡：創新是經濟成長動力」，「中國時報」2012•12•10•A11
（註21）「自由新聞網」2012•11•24：「國共聯手治台已成定局」。
（註22）18大胡錦濤報告第10部分：「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和推進祖國統一」，人民網，2012•11•08•10：56。
（註23）王健壯：「別跨過盧比孔河」，「聯合報」2012•12•9，A4版「名人堂」。
（註24）孫亞夫：「兩岸一中有連結點」，「中國時報」2012•12•11•A13版；「把握一中主張連結」，「聯合報」，2012•12•11•A13版。
（註25）「季辛吉秘錄」（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傅建中編譯本，第268〜270頁。
（註26）鄧小平：「結束過去，開闢未來」（1989•5•1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5頁。
（註27）詳見阮銘：「鄧小平帝國30年」第8章「鄧小平與蔣經國的世紀對奕」，玉山社2009年9月版。，
（註28）陳水扁就職演說「台灣站起來」，2000•5•20。
（註29）同註28。
（註30）日本岡琦研究所主任研究員小川彰在蒙古烏蘭巴托「民主在亞洲」研討會講話，2000年4月26日。
（註31）「梁肅戎主張國共兩黨共謀國家統一」，中國通訊社，2000•5•19。
（註32）「梁肅戎、陳立夫等在國民黨中評會提國共合作案」，國家通訊社，2000•6•16。
（註33）「汪道涵關於陳水扁當選總統後中國對台政策的內部談話」，「明日報」，200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