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自由（第二部）》Part One 自由之路有沒有盡頭？

（一） 晨邊公園

1988年10月29日，我從上海撘乘中國民航來紐約。中途在舊金山進關，檢查十分嚴格，行李被一一打開；檢查員撿起一隻粽子，手上拿著個什麼工具，一下就戳穿了，露出裡面的豆沙餡。他問我那是什麼？我匆忙中說了個「bean」字，算「豆類」吧？他一聲「OK」，就放行了。原來我妹妹顧群知道我從小愛吃豆沙粽，臨上飛機前她特意去上海有名的「喬家柵」買來放進行李的；還好是豆沙餡，聽說如果是鮮肉粽，就不「OK」了。

抵達紐約甘迺迪機場時，若瑛的外甥女阮丹青已在等候，我暫時就住她家。她是若瑛的大姐阮若珊和姐夫黃宗江的小女兒，從小同若瑛和我親近。她上北京大學時，因離中央黨校近，就在我家住宿。北大畢業後，她考上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1982年秋夭到哥大讀書。我來美國時，她正忙著寫博士論文最後部分。

第二天 ，小靑（阮丹青）帶我去學校辦手續，學校分給我的宿舍，在曼哈頓上城(Up Town)西一百二十街(W120St.)和阿姆斯特丹大街(Amsterdam Ave.)的交會處。從我宿舍的窗戶望出去，東邊有一個小小的公園Morningside Park —「晨邊公園」，好優雅的名字。聽小青說，哥大學生中有一個文學團體，名字就叫「晨邊社」。

隔天早晨，我在窗口遙望，園中空無一人，晚秋的朝陽，斜照在綠油油的公園草坪上，似乎在向我招手。於是我步出宿舍，穿過大街，走下一條窄窄的坡道，就進了園內。當我在陽光下漫步，舒服地呼吸著清新的「晨邊」空氣時，突然有人出現，手拿匕首對準我的脖子。我一看是個黑人青年，要我交出錢包，他拿過去翻了翻，迅速取走三十塊錢，把錢包還給我就跑。

事後沒幾天，小青的同學唐翼明約我去他家餐敘，他是哥大文學院博士研究生，正好是「晨邊社」的社員。餐桌上談起「晨邊公園」，唐翼明告訴我，哥大的校園和宿舍區都在西一百一十二街（W112St.）到西一百二十街（W120St.）之間，離當年發生黑人暴動的西一百二十五街（W125St.）的哈萊姆區不遠，我住的那個宿舍樓離得最近。那次暴動中燒毀的公寓大樓，至今沒有重建，一些無家可歸的失業黑人就在那裡棲身；我散步的「晨邊公園」，是毒品交易的場所，有人一時毒癮發足又無錢購買毒品，搶劫的事就時常發生，許多哥大學生都遇到過。小青的男友謝文就遇到一次，他都已走到家門口，進電梯時被一個黑人攔住，拿刀子逼他掏出錢包，取走了三十塊錢。

這是我在美國上的自由第一課：我的自由，同那位黑人青年的自由是聯結在一起的，他沒有自由，我也沒有自由；二百多年美國的自由歷程，只是一步一步、曲曲折折地在前進，遠遠沒有最終勝利，也看不到自由之路的盡頭。

難道不是嗎？1776年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起草「獨立宣言」時，已宣告「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然而那時大多數美國人，黑人、婦女、缺少財產和受教育機會的窮人、被視為異端教派的信徒，都被剝奪了平等的自由權利。

早期從英國來到北美的移民，是逃避英國國王查理一世迫害的清教徒，他們為尋找自己的宗教自由而來；來了之後，卻不能寬容別人的自由信仰。像當時維吉尼亞的立法者都是聖公會信徒，別的教派不准被選入州議會；傑弗遜認為不公平，他提出一項「宗教自由法令」，主張從法律上確定政教分離。傑弗遜說：「政府的合法權力只應延伸到制止人們對他人有害的行為上，而不管我的鄰居說有二十個上帝還是根本沒有上帝，都於我無害；他既沒有扒竊我的錢包，也沒有弄斷我的腿」。

這項「宗教自由法令」在維吉尼亞州議會屢遭多數否決。帶頭反對的是一位著名的自由戰士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我在上海讀中學時就知道他的名字。美國獨立戰爭前，亨利在維吉尼亞州議會發表過著名演說「不自由，毋寧死」；他還提出「No representation no taxation」（無代表權不納稅），對抗英國殖民統治。那時上海學生運動反對國民黨特務恐怖統治，大家都會喊亨利喊過的 「不自由，毋寧死」；但亨利反對「宗教自由法令」的事，我來美國才知道。

亨利擅長演說，總能掌握多數阻撓傑弗遜的「宗教自由法令」通過；後來麥迪遜（James Madison)想了個辦法，把亨利明升暗降弄到州長辦公室當主任。反對派失去亨利這位雄辯家，多數變成少數，「宗教自由法令」終於在維吉尼亞州議會獲得通過，那已是「獨立宣言」簽署十年之後（1786）。

直到18世紀60年代，這個自由國家還存在奴隸制，南部蓄奴州視奴隸為私人財產，十一個南方州為保衛蓄奴的「自由」脫離聯邦，自己另組「邦聯」，導致一場慘烈的南北戰爭。林肯總統(Abraham Lincoln) 開始並不打算干涉南方的奴隸制，他只是反對蓄奴州從聯邦分裂出去；可是南方蓄奴州回答他，「脫離是美國的自由傳統，獨立革命就是一次偉大的脫離」。

在戰爭初期，南軍佔上風，林肯為「統一」而戰吃了敗仗，聯邦幾乎不保。後來林肯轉向自由主題，在1862年9月22日簽署「解放奴隸宣言」，宣佈「1863年1月1日，在反叛美國的任何一個州，所有奴隸都在那時及以後永遠獲得自由」。林肯簽署這個宣言時對身旁的內閣官員說：「先生們，在我的生命中，我感覺自己做得最正確的事，就是簽署這份文件」。

從此北軍轉敗為勝，成千上萬奴隸從南方種植園逃到北軍營地，投入這場自由之戰；北軍中的黑人戰士，達到126萬多人。「紐約時報」寫道：「八個月之前，黑人像野獸一樣遭到追捕，他們為活命而逃。這一切發生了多麼驚人的變化，同樣這些人，今天排著整齊的隊列前進，肩上扛著步槍，在嘹亮的軍樂伴奏下，走到哪裡都有人拋撒鮮花，向他們致敬」。

1863年11月9日，林肯在蓋茨堡國家士兵公墓的3分鐘獻辭中說：「八十七年前，我們的父輩創造了一個新國家，她孕育於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現在我們正進行一場偉大的內戰，以考驗這個孕育和奉行這一原則的國家，是否能夠長久存在。世界不會忘記勇士們在這裡做了什麼，我們活著的人應獻身於他們未竟的事業，要讓這個國家獲得自由的新生，要讓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遠不會從地球上消失」。

中國獨裁者江澤民喜歡背誦林肯這一獻辭，卻不解其意，背完後說，他不承諾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正如同林肯為「統一」而戰。江澤民無法理解，林肯是為美國獲得「自由的新生」；而他，是為消滅新生的自由國家台灣。

美國的自由之路，在林肯之後繼續遭遇無數挑戰。1963年是林肯簽署「解放奴隸宣言」100週年，然而「自由的新生」仍未在被「解放」的奴隸中實現。8月28日，25萬民眾聚集於首都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前，在林肯雕像下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集會，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恩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I929-1968)發表了他的經典演說「我有一個夢」。

我到美國遇到的新年後第一個國定假日，就是1月份的「馬丁．路德．金恩誕生紀念日」，這是雷根總統（Ronald Regan）於1986年簽署法令訂立的。那一天，我在哥大圖書館找到金恩那篇演說，還有其他有關金恩的資料，閱後深受感動。金恩在「我有一個夢」中說的那些話，雖滿懷希望，讀著卻感到沉重。他說：

——100年前，一位偉大的美國人，第16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今天我們就站在他的身影下——簽署了「解放奴隸宣言」；給千百萬受非正義迫害的黑奴帶來希望之光，恰似結束漫漫長夜禁錮的燦爛的黎明。

——然而，100年後，黑人依然沒有獲得自由；100年后，黑人依然悲慘地處於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之下；100年後，黑人依然生活在貧困孤島上；100年後，黑人依然感到在自己國土家園中漂泊流離。

——我們今天來到國家的首都，是為了兌現一張支票。共和國締造者在擬定憲法和獨立宣言時，就簽了一張每一個美國人都能繼承的支票，向所有人承諾，不論白人黑人，都享有不可剝奪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然而，美國沒有兌現這筆神聖的債務，而是開給有色公民一張打著「資金不足」戳印被退回的空頭支票。但我們不相信正義的銀行會破產，不相信這個國家巨大的機會寶庫會資金不足。

——有人問，「你們什麼時候才感到滿意」？只要黑人依然是警察恐怖暴力下的犧牲品，我們就不會滿意；只要黑人在旅途勞頓後，被公路旁汽車旅館拒於門外，我們就不會滿意；只要黑人孩子們被「僅供白人」的牌子剝奪個性、損毀尊嚴，我們就不會滿意；只要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不能參加選舉，紐約州的黑人認為他們與選舉毫不相干，我們就不會滿意。不，我們不會滿意，直到公正似水奔流，正義如泉噴湧。

——朋友們，今天我要對你們說，儘管重重困難，我依然懷有一個夢。我夢想有一天，在喬治亞州紅色山崗上，昔日奴隸的兒子，與昔日奴隸主的兒子平起平坐，親如手足。我夢想有一天，阿拉巴馬州的黑人男孩和女孩，與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攜手並進。我夢想有一天，甚至密西西比，一個充滿壓迫的荒漠之州，也會改造成自由公正的青青綠洲。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兒女，將生活在一個不是以皮膚的顏色，而是以品行的優劣作為評判標準的國家裡……

——有了這個信念，我們就能從絕望之山開採希望之石；有了這個信念，我們就能一同工作，一同祈禱，一同抗爭，一同入獄，一同維護自由。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終有一天會獲得自由。

——到了這一天，自由之聲將響徹每一座山崗，美國將成為偉大國家，這一點必須實現。那時，上帝的所有孩子，黑人和白人，猶太教徒和非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將攜手同唱那首古老的黑人靈歌，「我們終於自由了」。

金恩和他的這篇演說，同林肯和他的蓋茨堡演說一樣，均已名垂千古。然而，美國走向「自由的新生」之路，依然漫無盡頭。

1968年4月3日，在孟菲斯一次教堂集會上，金恩說了他最後的話，「只有當天空黑暗下來的時候，才能看見群星閃爍，我眺望遠方，已經看到福地，我也許不能與你們一起到達那裡，但我要讓你們知道，情同手足的人類關係將成現實」。

第二天（4月4日）晚上，金恩從汽車旅館臥室走上陽台時遭到槍擊，結束了他三十九年的短暫生命。

在哥大圖書館裡，我一邊讀著金恩，一邊腦中又浮現出晨邊公園裡遇到的那位黑人青年。我同他眼光相遇只是一瞬間，他的眼中看不出仇恨和恐懼，雖然手中握著匕首，我從他眼中看到的只有焦慮和渴望。那究竟是毒癮發作時的生理反應？或者是對自已未來命運的迷惘？

《尋找自由（第二部）》—自由的見證與挑戰

前言

        在《尋找自由》第一部裡，寫了我在中國尋找自由之夢的破滅：走出蔣介石的地獄，進了毛澤東的地獄；走出毛澤東的地獄，又進了鄧小平的地獄。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告別妻子若瑛和妹妹顧群，我出了地獄之門。我的生命，三分之二逝去在地獄裡，三分之一飄泊在地獄外。地獄裡的故事已經寫過，在這第二部裡，將寫出我在飄泊中的繼續尋找。

        當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邀請我來到哥倫比亞大學時，除了想體驗這個自由國家的自由生活，還準備以自己的經歷，寫一本《毛澤東帝國》。那時還有一位哈佛大學年輕教授Andrew Walder，邀我第二年去那裡的費正清中心，參與關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這同我的設想吻合，文革是我計劃中《毛澤東帝國》的終結篇。所以原初我的打算是在美國待兩年，然而「六四」改變了一切。王震得悉我在美國譴責天安門屠殺，派人到海南島追究「阮銘是怎麼出國的」？還責令中央黨校管住若瑛，不准她離開北京。那時，哥倫比亞大學剛辦妥若瑛的來美手續，但她已無法出境。直到三年後，美國按照每年批准中國最惠國待遇的人權條款，派國務卿貝克到北京同李鵬談判，若瑛才獲准來美國。至於我，在中國時不准出來，出來了又不准回去，護照被吊銷，成了一名無國籍者，飄泊在天涯海角，前九年在美國，後十四年在台灣。

        一九八九年是歷史大轉折的一年，在中國和歐洲，發生了改變世界格局的兩件大事。

        一件在中國。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到六月初，由於胡耀邦去世，爆發了中國歷史上空前大規模的學生民主運動。六月四日，鄧小平調動二十萬大軍，以坦克與衝鋒槍，血腥屠殺在自己國家廣場上和平示威的學生和民眾。這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遇到的一次重大挫折，有人悲觀地認為，這波自一九七○年代中期從南歐興起，逐步擴展到拉丁美洲、非洲、亞洲的自由民主浪潮，將消失於中國天安門高牆之下。

        另一件在歐洲。僅僅五個月後，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德國人民推倒了柏林圍牆。自由民主浪潮繞過中國的「反自由化」高牆，重返歐洲，敲響了蘇聯東歐共產帝國的喪鐘。東西方壁壘在歐洲的打破，標誌一個開放的全球自由時代的來臨。樂觀的美國人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自由已獲得最終勝利，「歷史終結了」；弗里曼（Thomas Friedman）則認為，柏林圍牆倒塌和資源、資本、資訊、貿易、科技、生產、服務等領域的全球流通，已經像推土機一樣把世界推平，「世界是平的」。他們沒有看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隨著全球自由開放時代的來臨，專制奴役制度也會改變其生存與擴張戰略，以適應在新的時空條件下同自由力量相抗衡；自由vs.奴役的歷史沒有終結，世界沒有推平，尋找自由之路沒有盡頭。

        「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立即同美國總統老布希密函來往。老布希採取兩面手法，一面向公眾表示譴責屠夫，制裁暴政；一面與鄧小平暗通款曲，尋求與其合作，助其「穩定」，以維持自由大國與奴役制度大國之間的「力量均衡」（balance of power）。六月二十三日，鄧小平收到來自老布希的一封密信。信中寫道：「對於閣下對貴國人民的貢獻，本人極為敬重。有鑑於此，請求閣下協助維繫這層貴我雙方都至為重要的關係。敝人已竭盡所能，不干預中國內政，尊重貴我兩國社會制度之歧異。敝人向閣下保證，希望這個難題獲得解決，既令閣下滿意，又不違背我們對基本原則的主張。朋友之間有歧見，必須設法消弭」；老布希在信中徵詢鄧小平「能否接受美國派密使訪問北京」？鄧小平一面答覆老布希同意接待密使，一面加緊國內鎮壓。六月下旬，北京、上海等地繼續大清查、大搜捕，公開處決參與民主運動的中國青年，把「反自由化」恐怖推向高潮。

        六月三十日，老布希瞞著國會和公眾，違背自己宣佈的制裁令，派遣特使史考克羅夫特（Brent Szcowcroft）帶上他的親筆問候信，秘密訪問北京，向鄧小平示好。鄧小平看穿美國政府的「制裁」只是應付輿論的虛假姿態，因而在會見史考克羅夫特時態度強硬，逼美國退卻。老布希見鄧小平強硬，連續於十月、十一月派中國的「老朋友」尼克森、季辛吉到北京充當說客。鄧小平會見尼克森時說：「你是在中美關係非常嚴峻的時刻來的，請你告訴布希總統，結束過去，美國可以採取一些主動行動；美國利用中國市場還有很多事情可做，我們歡迎美國商人繼續進行對華商業活動，這恐怕是結束過去的一個重要內容。」

        尼克森從鄧小平那裡回來後，在美國《時代》雜誌發表文章〈中美關係的危機〉。他寫道：「在東亞安全問題上，日本已是一個經濟超級大國，而且有能力成為一個軍事和政治超級大國。與此同時，蘇聯在這一地區仍有相當影響力。在此情況下，一個強大的、穩定的、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的國家，對於美國平衡亞洲力量，特別是平衡日本和蘇聯在遠東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美國同中國的合作符合美國利益，美國可以利用中國的力量來平衡其他力量，以在太平洋地區取得有利於美國的大國均衡。」

        這就是尼克森聯中制日、聯中制俄的「大戰略」。日本是亞洲自由國家、美國的主要盟國，俄國是正在終結共產奴役制度、走向自由的國家，而中國，是對爭取自由的本國人民進行屠殺的專制暴政國家。尼克森竟然建議美國聯合專制暴政國家，去「制衡」自由盟國和走向自由的國家。老布希似乎接受了尼克森的建議，他在十一月六日給鄧小平的信中說：「當初尼克森訪華的地緣政治因素依然存在，今天美中兩國在許多重要領域有相似的利益；美國在同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會晤後，將派特使訪華通報，並探討如何使中美關係正常化。」鄧小平十一月十五日回覆老布希：「我一直把你看作中國的朋友，讀了你的信，我對中美兩國如何共同採取步驟恢復和發展友好關係，產生了一些想法，委託季辛吉博士向你當面轉達。我本人和中國政府歡迎你派私人特使訪華。」

        十二月十日，鄧小平再次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史考克羅夫特，那時他剛辭去最後一個軍委主席職務。鄧小平說：「我已經退休了。但我的朋友布希總統的特使來，我不見也太不合情理了。你這次訪問是非常重要的行動，盡快解決六月以來中美之間發生的問題，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望。請特使轉告布希總統，在東方有一位退休老人，關心著中美關係的改善和發展。」史考克羅夫特則在晚宴致辭中表示：「我們認為重點在於別再浪費力氣，責備咎在何方？在兩國都有尋求挫折我們合作的聲音，我們都必須採取大膽措施，導正這些負面力量。」由此可見，美國政府不但已把「六四」屠殺置之度外，而且已把矛頭轉向反對美國政府急於同殺戮者「合作」的「負面力量」，不惜與殺戮者一道「採取大膽措施」，予以「導正」！

        歷史就是這樣吊詭：一個自由之敵倒下，另一個自由之敵即取而代之，而且總是在自由力量的主要代表——美國的扶持之下。反希特勒戰爭勝利前夕，羅斯福在雅爾達扶持史達林；文革災難中，尼克森訪問北京扶持毛澤東；天安門屠殺後，老布希扶持鄧小平，都是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自由力量做出有利於自由之敵的關鍵選擇。

        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特色」就是把毛澤東的封閉式共產專制帝國，改造成開放式共產專制帝國；改變的只是這個奴役制度帝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從「自力更生」的鎖國戰略，轉變為「改革開放」的全球戰略。這是一種寄生在全球自由資本肌體上的新奴役制度，它向自由國家開放市場，吸引全球資本、資源、資訊、人才、技術，與跨國自由企業合作，共同榨取本國勞工，分享高額利潤。

        像我現在用來閱讀和寫作的蘋果iPad，它的背面印著：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 還有四個中文字：「中國製造」。這是全球化的一個標本。它的尖端設計，掌握在賈伯斯（Steve Jobs）手裡。中端從面板到內部零件，大部份是台灣提供的，也有日本和其他國家的。末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富士康，深圳龍華區幾十萬農民工的「人海」完成組裝。iPad的典型意義，在於集自由與不自由於一身：它既是自由時代最具獨創性的自由產品，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海戰略」的不自由產品；自由制度與奴役制度在這個全球化產品中已融為一體，難解難分。這就像美國南北戰爭前，南方自由的美國人同他的奴隸種植園難解難分一樣。

        你看，一端是賈伯斯（Steve Jobs），自由人的自主創新精神不斷激發和創造出新的自由價值，我從iPad獲得了新的自由。過去寫作，我用鋼筆、墨水在紙上書寫，還要請助理列印；過去我每天到便利商店買四份報紙閱讀，手指被劣質油墨染黑。現在我已經擺脫紙張、墨水、鋼筆、報紙，獲得新的自由。像我這樣八十歲的老人，過去用電腦只能上上網，看看e-mail，無法自由地寫作和閱讀，因為太費時費勁；現在iPad給了我新的寫作和閱讀的自由，時效大為提高。

        再看，另一端是郭台銘，不自由的中國特色「人海戰略」。中國人稱他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毛澤東用「人海戰略」打仗，他用毛澤東的「人海戰略」和「軍事化管理」辦現代農民工產業。深圳龍華區的「富士康」，是集中了四十五萬農民工的「人海」，機器指揮下的四十五萬名奴隸的「人海」。郭台銘是用古代埃及法老王修金字塔、秦始皇築長城、毛澤東打淮海戰役的「人海」，淹沒了農民工個人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卻組裝出最富個人生命力和創造力的自由產品iPad。當富士康發生農民工自殺的「十三跳」時，賈伯斯曾為郭台銘辯護，說「富士康不是奴工工廠，那裡有咖啡館和游泳池」。不錯，的確有，但那不是供四十五萬不自由的農民工「人海」享用的。「人海」中的每一滴海水、每一名農民工，看起來是自由流動的，自願報考進來的，自願加班到每天十二小時，自願接受嚴苛的「軍事化管理」；然而這一切「自願」，又是被迫的，對於從全國各地離鄉背井來到深圳的年輕農民工，他們為了生存，或者還加一點夢想，是別無選擇的選擇。當他們淹沒在被剝奪創造力和生命力的「人海」之中，在精神的枷鎖下感到迷茫時，不幸的事件就發生了。而郭台銘的對策是在高樓周圍張網，讓你欲跳不能，這就是富士康的悲劇。

        自由時代的自由產品iPad，能夠不斷創新、不斷提升，顯現其無窮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是取決於賈伯斯這個「人」，而不是取決於富士康的「人海」；iPad不能沒有賈伯斯，可以沒有郭台銘。

        這些年在「自由世界」飄泊，我深深感到，人們對封閉於高牆中的自由之敵，如史達林、毛澤東、賓拉登，比較容易看到和抵制；而對另類「開放」的自由之敵，往往不願去看，甚至情願認敵為友。像老布希對鄧小平那種情結，在美國非常普遍。原因何在？我記得美國前國務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曾經在一篇演講中列舉「中國與前蘇聯截然不同」，如下：

——中國不尋求傳播激進的反美意識；
——中國雖未實行民主，但也不認為自己正與全球民主制度進行最後搏鬥；
——中國雖然有時採行重商主義，但並不認為自己正與資本主義進行殊死鬥爭；
——最重要的是，中國不認為自己的前途取決於廢除現行國際體系的基本秩序，事實上正相反，中國領導人決定，他們的成功，依賴於與當代世界聯網。

        這就是在美國人中普遍的「鄧小平情結」或「中國情結」。在老布希、尼克森、佐立克們看來，鄧小平不但不像毛澤東那樣同自由制度對抗，而且把自由制度與奴役制度的利益統一起來了。他們沒有看到，這種自由制度與奴役制度的「利益統一」，就是讓自由制度下的生命力和創造力「賈伯斯」，與奴役制度下不自由的「人海」相結合，新生出一個全球開放時代的自由之敵。這個自由之敵今天沒有挑戰美國和全球民主制度，也沒有挑戰資本主義和現行國際體系基本秩序；不但沒有挑戰，還需要這一切來幫助自己加快「崛起」。

        老布希之子小布希（George W. Bush）擔任美國總統時，曾在二○○五年五月七日拉脫維亞首都里加的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週年紀念會上發表演說，承認「《雅爾達協定》為追求假穩定而姑息暴政、犧牲自由」，是「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他說，「我們不會重犯這樣的錯誤，我們已經上了一課，任何人的自由都不能犧牲，我們長遠的安全和真正的穩定取決於其他人的自由」。小布希在他第二任的就職演說中還提出：「美國的全球戰略是擴展自由，關注每一個國家、每一種文化中民主運動與民主制度的成長，實現在這個世界上終結暴君專制統治的目標。」小布希的自由理想高過他的父親，然而一到中國，他就吞吞吐吐、言不由衷了。《華盛頓郵報》批評他：「胡錦濤正在把中國變成一個對付布希擴展自由戰略的巨大堡壘，布希可以不去改變它，但至少可以更加誠實地描述它，並猛烈地反對它。」然而小布希沒有。他的繼承者歐巴馬也沒有。對於開放的「中國特色」新奴役制度，今天還看不到有人願意「誠實地描述它，並猛烈地反對它」，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台灣。

        上週末，朋友Sophia邀我去新竹「上尚講堂」講「尋找自由的故事」，聽眾看過我的《尋找自由》第一部。我想，老調子不必重彈了吧？所以把講題改成「尋找自由路上的哲學思考」，講了一點我將動筆（不再用鋼筆，是用iPad筆）的第二部的構想。在第一部裡，我是中國這段歷史的參與者，照實際的經歷寫下來就是。在第二部裡，我到了美國和台灣，只是歷史的觀察者，角色不同，寫法也得改變，除了所見印象的記錄，該有一點觀察中的思考吧？那天講了飄泊歲月中，我在思考什麼？第一是尋找自由之路有沒有盡頭？第二是尋找自由會不會得而復失？第三是尋找自由的秘密在哪裡？這也該是《尋找自由》第二部的主題吧？

胡耀邦逝世二十二週年忌日（2011年4月15日）

於台灣．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