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 銘
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到有史以來最可怕的恐怖襲擊，從此進入漫長的反恐年代。「9‧11」10週年時，美國和國際發表了不少評論。但對於美國反恐戰略的成敗得失，缺少切中要害的檢討。這恐怕是人們的注意力局限於眼前的經濟與選舉，疏忽了關係人類前途命運的戰略思考。
美國小布希總統的反恐部署，集中於三件大事：
第一，建立了美國歷史上空前龐大的國土安全系統，雇員多達85萬4千人。
第二，發動阿富汗戰爭。
第三，發動伊拉克戰爭。
兩場戰爭，戰費高達兩萬億美元，導致美國國債破歷史記錄，迫使國會必須提升國債上限。
這三件大事，在美國內外毀譽不一。持平地說，美國雖然付出高昂代價，目的還是達成了的：
恐怖組織不斷揚言繼續對美實行恐怖攻擊，始終未能得逞。
兩場戰爭的對手：薩達姆被活捉判處絞刑，賓拉登被擊斃。美國終究是戰爭的勝利一方。
爭議較大的是伊拉克之戰。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從「有」到無，是情報判斷錯誤。但薩達姆畢竟是雙手沾滿鮮血的暴君，對本國人民實行國家恐怖主義統治，打敗他是為民除害，無可厚非。
從軍事戰略檢討伊拉克之戰，小布希確有重大失誤。戰爭開始時，美國高舉自由旗幟，不顧中、俄、法和聯合國阻撓，與「新歐洲」結成自由國家聯盟，反恐除暴，勢如破竹。薩達姆軍隊未戰即潰。那時潛伏在敘利亞、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國家的恐怖組織與伊拉克內部武裝暴亂分子，均噤若寒蟬、不敢妄動。
小布希錯在未能掌握時機乘勝追擊，一舉掃平內部動亂，建立穩定秩序。他半途停頓下來，謀求與中、法、俄及聯合國妥協。這一延誤，導致潛伏在敘利亞等國的恐怖主義力量重整旗鼓，趁機湧進伊拉克，與內部武裝暴亂分子相呼應，到處製造恐怖攻擊，使一場原本可以速決的自由正義之戰久拖不決，引發民族主義煽起的反美浪潮。有關伊拉克戰爭進程中的政治與軍事戰略問題，需要專門檢討，本文從略。
本文的重點，是檢討美國反恐戰略的一個根本性錯誤，即反恐與全球自由戰略脫節甚至倒置，導致反恐在全球軟弱無力，「中國特色」的新奴役制度乘勢浮起，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備受挫折，以及美國在全球領導力的衰退。
美國國力與領導力空前高漲是在1980年代，與當時雷根總統的自由戰略分不開。雷根時代以美英為首的全球自由力量大聯合，把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推向最高潮，促使蘇聯東歐共產帝國迅速瓦解。
然而正當蘇聯瓦解、全球自由民主浪潮高漲之際，美國卻出現了對未來歷史發展迷失方向，盲目樂觀或無端悲觀的「新理論」，諸如「歷史終結論」、「冷戰結束論」、「文明衝突論」之類，均對現實世界中專制役制度向自由民主力量的反撲熟視無睹。
典型事例是北京天安門屠殺之後，美國老布希和柯林頓兩屆政府對扶植共產中國的開放式新奴役制度「和平崛起」比支持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誕生的新興自由國家「生存發展」更有興趣。這是導致人類進入21世紀之際自由民主退潮和恐怖主義囂張的歷史與意識形態根源。
小布希總統執政的第一年，就碰到9‧11恐怖攻擊。我們不能說小布希不重視自由價值，他曾經斷言：「美國的全球戰略是擴展自由，關注每一個國家、每一種文化中民主運動與民主制度的成長，實現在這個世界上終結暴君專制統治的目標。」
他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紀念會上的演說，承認「雅爾達協定」繼承了「慕尼黑」和「莫洛托夫--里賓特洛夫條約」的「非正義傳統」，即「通過大國強權之間的妥協，犧牲小國的自由」。小布希說：
「這是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我們不會重犯這樣的錯誤，為追求假穩定而姑息暴政，犧牲自由。我們已經上了一課，任何人的自由都不能犧牲，我們長遠的安全和真正的穩定取決於其他人的自由。」
小布希錯在未能把他的自由戰略與反恐結合起來。恐怖主義是自由之敵，專制制度是恐怖主義的溫床，反恐應當依靠誰？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小布希前後反覆，終於擺錯了位置。他打擊賓拉登恐怖組織，靠的是巴基斯坦軍方情報部門和伊斯蘭國家的獨裁者，他們不是恐怖主義的盟友，就是消極怠工者，結果可想而知。
最後歐巴馬只能在不知會巴基斯坦政府，依靠自己的情報秘密派遣特攻隊，才擊斃了賓拉登。而在那次戰鬥中墜毀的一架直升戰鬥機，巴基斯坦居然拒絕交還美國，要奉送中國去解剖研究。美國花費巨資支持的，就是這樣的「反恐」同盟軍！
在反恐戰爭之初，小布希確實拒絕了經過聯合國這個大國分贓俱樂部「犧牲小國的自由」，而被中、俄、法等國指責為 「單邊主義」。難道美國與「自由新歐洲」聯盟是「單邊」？與中、俄等專制、半專制國家妥協才算「多邊」？
小布希的戰略錯誤，正是在反恐戰爭的關鍵時刻，沒有堅持同自由國家聯盟，而去同專制、半專制國家妥協；姑息暴政，犧牲自由，以致喪失戰機，導致恐怖主義重整旗鼓、敗部復活。
美國政府最荒唐的錯誤判斷，是相信中國大暴君可以幫美國管住北朝鮮、伊朗、緬甸等一批小暴君，大家一起來「反恐」！？而對這些大小暴君的國家恐怖主義暴政置若罔聞；致使這些大小暴君假借「反恐」之名，大肆鎮壓國內自由民主力量。
恐怖主義是專制暴政的產物。只有終結暴政，才能杜絕恐怖主義的根源。把恐怖主義與宗教信仰、語言文化與種族差異混為一談，是毫無根據的謬論，是宗教、文化、種族歧視的餘孽，正好被恐怖組織利用來作為反對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武器。
對美國堪稱諷刺的是，反恐十年，恰恰是美國疏離自由人民、縱容暴政國家「崛起」的十年。首先是把共產中國從天安門屠殺後的國際孤立中扶植起來。這從反恐前的柯林頓政府就開始了。1998年秋天的一個早晨，在美國訪問的江澤民，跑到華爾街去打響證券交易所的開市鐘，從此美國的資本和製造業競相湧進中國。
小布希時代更進一步，出身華爾街高盛公司的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Robert Zoelick)，把中國定義為Responsible Stakeholder。Stakeholder在牛津辭典裡還是個新詞，是公司股東之意。今天老百姓還很貧窮的專制中國，已經成為自由美國的大股東和大債主。
一些美國政客學者建議美國與中國（G2）共管世界，甚至鼓吹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均優於美國，中國的「垂直式民主」比美國的「水平式民主」更有效率、更優越!
中國的「優勢」，是擁有專制制度下品質優秀、價格低廉，不自由、無人權的超大量人力資源（包括幾億「農民工」），似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像美國「蘋果」公司這樣一個實現人的智慧和創造力非常成功的美國企業，今天也離不開對中國「農民工」的依賴。它的智慧產品iPhone、iPad，是由台商在中國組裝。光是深圳龍華區的組裝廠，就雇傭了四十五萬年輕、有文化的優秀「農民工」，終日在組裝線上受機器支配，成為國家和機器的雙重奴隸。
這是一種特殊的國際聯盟。過去西方資本要靠殖民戰爭去掠奪土地、資源，壓榨廉價勞工。現在中國敞開大門請你進來，要土地給土地，要廉價勞工給廉價勞工。「蘋果」是成功的典範，一頭美國設計，一頭中國製造，這個特殊聯盟創造出來的低價好用產品，打敗了全球同行。同時使中國的「農民工」經濟跨越國界，輻射全球。
預言美國衰落、中國崛起，中國將取代美國領導世界，「中國模式」將取代自由價值統治世界。這種預言在今天恐怕還是中國民族主義憤青們的夢囈和國際拍馬屁「趨勢專家」的胡言。
今天的自由美國，無論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科學、技術，都遠遠走在專制中國前面。落後貧窮的中國成為先進富裕美國的大債主和大股東，是華爾街「中國生產，美國消費」，「中國發展實體經濟，美國發展虛擬經濟」的畸形「分工戰略」所造成。
這種「分工戰略」只是開始，就已造成戕害全球的金融海嘯。要讓中國的實力超過美國，恐怕還要二十年。要等到華爾街肥貓們把美國的實體經濟掏空到同香港一樣，只剩下金融、服務業；一切實體經濟都轉移中國，美國製造業工人只能到中國加入富士康的「農民工」隊伍。
實現華爾街和中南海的這一「大戰略」還需要一個條件，就是大家甘心放棄做自由人，願意到專制中國做打工仔或者當郭台銘式的「奴工總管」。
從北非和中東伊斯蘭國家新起的茉莉花革命看來，人類尋找自由的理想和勇氣不可磨滅。北非和中東人民要做自由人，難道美國和中國人民願意永遠當華爾街和中南海的奴隸麼?
今天第一個面臨這種選擇的還不是美國，而是台灣。台灣的兩名演員正在美國演出一齣喜劇：願意做自由人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與願意當奴工或奴工總管的馬英九分身金小刀正在開打的「台灣共識」VS.「九二共識」之戰，就是對台灣前途命運的關鍵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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