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魂」：六個獨立知識分子的命運 陳寅恪 魯迅 胡適 蔣渭水 殷海光 鄭南榕

陳寅恪 魯迅 胡適 蔣渭水 殷海光 鄭南榕

——在殷海光學術基金會「自由主義與在地生活」講座的講稿

阮 銘

自由主義的主要敵人，1945年之前，是法西斯主義；1945至1989年，是共產主義。1989年之後，是民族主義。

1989年是歷史的分水嶺，是自由浪潮席捲全球抵達歷史高峰，給舊的自由之敵共產主義敲響了喪鐘；又是新的自由之敵民族主義崛起反噬，自由派迷失方向沉寂失語的開始。

1989年全球出現了三種不同的「轉型」：

在歐洲，1989年11月9日，阻隔自由世界與共產奴役世界的柏林牆被摧毀，和平的人民起義解放了東歐，蘇聯共產帝國走向滅亡，結束了全球兩極對抗、核子武器對峙的恐怖平衡年代。這是自由戰勝奴役制度的第一種「轉型」。

在中國，1989年6月4日，鄧小平調集20萬大軍，荷槍實彈，坦克開路，殺進北京天安門廣場，鎮壓因悼念改革派領袖胡耀邦引發的學生自由民主運動。這是國家暴力吞噬自由生命於血泊之中，終結自由民主進程，向民族主義新奴役制度沉淪的第二種「轉型」。

在台灣，1989年4月7日，「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運動」發起人、「自由時代」週刋創辦人鄭南榕，在對抗國民黨政府暴力搜捕中自焚身亡。從此兩種對立的民族主義興起，而鄭南榕的自由之聲卻成絕響。台灣在兩極分化對抗中終結舊制度，形成不穩定的第三種「轉型」。

今日講座的主題是探討「當代兩岸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消長」。為了尋根溯源，需要稍加回顧兩岸自由主義的源頭——「五四」運動。

一、「五四」時期自由主義的三位代表

中國把「五四」定義為「愛國運動」，是以民族主義肢解歷史，以「民族」、「國家」的虛偽符號，偷換「五四」的自由靈魂。

「五四」的核心價值，是「人的覺醒」、「人的解放」、「人的自由」，是確立「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或工具」的東方啟蒙運動。

「五四」倡導「人的文學」，批判「非人文學」，是東方文藝復興運動。

「五四」時代，是思想、文化、學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自由時代」。

「五四」時期有三位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胡適、魯迅、陳寅恪。他們屬於自由主義光譜上的不同位置，如同法國的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難分輊軒。

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有人說，陳寅恪是保守主義的「學衡」派，一生以文言寫作，反對胡適的白話文運動。

不錯，那只是語言文字選擇的分歧。在思想文化意義上，陳寅恪是徹底的自由主義者。他有一篇「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文」，堪稱典範。陳寅恪寫道：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當時流行的說法，王國維投昆明湖自盡，是為殉清王朝之亡或與羅振玉的個人恩怨。陳寅恪為之辯誣。他繼續寫道：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這是反潮流的卓見。時人多肯定王國維的著述、學說，而指其思想保守，屬前朝遺老。唯陳寅恪高度肯定其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且斷言王國維深恐自由思想文化將遭新的暴力蹂躪而痛不欲生。他說：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陳寅恪與王國維，同屬「清華國學四大導師」（其餘二人是梁啟超和趙元任）。陳寅恪是王國維的知音。他稱道王國維的學識，「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他斷言王國維為思想文化自由將遭浩劫而「毋寧死」，是可信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洋軍閥政權行將崩潰、國民黨準備上台之際，陳寅恪、王國維深痛自由思想文化將遭劫難的預感，與魯迅相通。

魯迅屬於自由主義激進的一翼。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直指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吃人」歷史。這不能籠統歸結為「反傳統」。

魯迅批判的是「大一統，全封閉，超穩定」的官方「正統文化」，他高度肯定從「史記」到「紅樓夢」的「叛逆文化」。他說：

——「史記」背「春秋」之義，不拘於史法，不囿於文句，發於情，肆于心而為文，不失為史家之絕唱，千古之謗書！

——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

魯迅認為，有創造力和生命力的「叛逆文化」，才是中國文化的主流。

「五四」如同義大利文藝復興，是古典文化的再發現和新文化的誕生，二者不可分。如蕭公權，發現了中國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莊子。他說：

——莊子的政治思想，是古今中外最徹底的個人主義，亦古今中外最極端之自由思想。

魯迅：「這地獄也必須失掉！」

魯迅有一篇散文詩「失掉的好地獄」，把北洋軍閥統治時代存活的自由思想文化，比做「廢弛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而「幾個有雄辯和辣手、那時還未得志的英雄們」（指國民黨）的「臉色和語氣」告訴他的，是「這地獄也必須失掉！」

魯迅預言那「未來的新地獄」，將「整頓廢馳，添薪加火，磨礪刀山，一洗先前頹廢的氣象」。到那時，象徵自由思想文化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將絕無生機。

這看法與王國維、陳寅恪不約而同。魯迅寫得早，是從「英雄們的臉色和語氣」作出判斷。王國維看到了事實，北伐軍在湖南殺了葉德輝，從而判斷他的自由思想文化必不容於未來變局，因而選擇「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

魯迅呢？選擇「躲進」上海租界：「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冬夏與春秋」。

陳寅恪與魯迅所見略同並非偶然，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先知。他們在青少年時代，就有過一段同窗之誼。1902年，12歲的陳寅恪，自費入東京弘文學院就讀，與同年入學的官費留學生，21歲的魯迅同船東渡。他們原是南京礦路學堂的同學，遂同室而居。

1927年6月2日，蔣介石「四一二」政變後51天，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標誌思想文化相對自由的「五四」時代結束，中國進入「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黨國訓政」時代。

胡適屬於「五四」自由主義光譜的中間派 。或者準確地說，胡適從「五四」到「九一八」的前期，偏於激進，是「中間偏左」。

胡適：「上海的報紙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壓死了。」

國民黨初執政時，胡適對「革命政府」踐踏自由人權的「訓政」，是痛恨的。他在1928年5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

——上海的報紙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壓死了。

胡適寫了一系列嚴厲批判國民黨「訓政」的文章，如「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等，遭國民黨御用文人圍剿。

那時許多國民黨省市黨部要求「嚴懲反革命的胡適」，政府飭令教育部「警告胡適」。蔣介石還親自面對要求任命胡適為校長的清華學生代表說：「胡適係反黨，不能派當校長。」

胡適首創以「黨八股」這一概念，批判國民黨「訓政」的愚民文宣。後來毛澤東在延安講「反對黨八股」，就是從胡適借用來批判共產黨內的教條主義。

「九一八」之後，胡適的民族主義意識上升。他判斷「民族危機」高于「自由危機」，因支持抗日而支持蔣介石。在知識分子中，這種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緊張」，常常影響他們對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的堅持。

蔣渭水：「人是人，不是人之奴隸」

台灣自由主義的初起，與中國是同步的。蔣渭水是台灣早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他接受日本大正改革與中國「五四」的啟蒙思想，首先提出台灣進入「人的時代」。蔣渭水說：

——以前三十年的台灣，可說是偶像全盛的時代。歐洲於三、四百年前的「文藝復興」，才發現「人是人，不是神的奴隸」。台灣人於四、五年前的文化運動，才發現「人是人，不是人之奴隸，不是偶像的愚弄物」，台灣已進入「人的時代」。

然而蔣渭水的文化啟蒙，在日本殖民統治的高壓下難以深入民眾，「文化協會」內部又發生分裂。台灣未能如蔣渭水的期待，掙脫奴隸鎖鏈與偶像愚弄，進入「人的時代」。

二、毛澤東時代「無聲的中國」

自由主義再度復起，是二戰之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推動自由民主浪潮在全球洶湧澎湃。軍國主義戰敗國日本，也在美軍佔領下制定和平憲法，轉型為自由民主國家。

那時毛澤東也視自由民主為無法抵擋的時代潮流。他在1945年8月從延安赴重慶之前寫的「黨內通知」，判斷中國將「走上自由民主建設新階段」，共產黨「必須適應」。他寫道：

——國民黨在內外壓力下，可能有條件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承認國民黨地位，造成兩黨合作，走上和平民主建設新階段。中國的主要鬥爭形式由武裝鬥爭轉變為非武裝的議會鬥爭，國內問題由政治方面解決，黨的全部工作必須適應這一新形勢。

毛澤東在重慶接受路透社記者甘貝爾訪問時，提出「自由民主的中國」概念。

——甘貝爾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

——毛澤東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產生，它將實現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論、信仰、免於匱乏，免於恐懼）。

當時政治、軍事、經濟實力均居於優勢的國民黨，有充分條件主導中國的自由民主進程。

國民黨有430萬軍隊，其中39個旅是美國軍械裝備齊全的精銳部隊，在兵力和機動性上佔絕對優勢。

抗戰結束時國民政府的財經狀況頗佳，國庫黃金、外匯儲備達到歷史最高點。1945年底美元存底超過9億，包括1942年的5億美元貸款大部未曾動支；以及戰時美國政府支付給中國政府4億美元作為償還中國政府為美軍所墊費用。

1946年初，蔣介石一度接受馬歇爾調解，下停戰令，並在「政治協商會議開幕詞」宣示「四項諾言」：

——一、人民的自由。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司法與警察以外機關，不得拘捕、審訊及處罰人民。

——二、政黨的合法地位。各政黨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並得在法律範圍之內公開活動。

——三、普選。各地積極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實行由下而上之普選。

——四、釋放政治犯。政治犯除漢奸及確有危害民國之行為者外，分別予以釋放。

在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的集會上，演說者把蔣介石的「四項諾言」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相提並論，認為這「四項諾言」將揭開中國歷史新頁。

國際上，美、英、俄均承諾支持中國在蔣介石政府主導下實現和平民主。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為此而來，並允諾和平民主實現，將援助中國經濟復興。若馬歇爾調停成功，「馬歇爾計劃」將在中國先於西歐實行。

中國錯過了這一歷史機會。急於武力消滅共產黨的主戰派在國民黨內佔優勢，陳誠誇口「三個月解決關外共軍，半年全國解決」。1946年10月，蔣介石在南京軍事會議上宣佈「全面進攻」，「五個月打垮共軍」。

到1947年2月底，正好五個月。國民黨從共產黨手裡奪得17餘萬平方公里土地，160餘城。1947年3月初，蔣介石趕走中共駐重慶、上海、南京的談判代表，命令胡宗南進攻陝甘寧邊區，3月19日佔領延安。

蔣介石致電胡宗南，「一舉攻克延安，功在黨國，雪我十餘年來積憤」，親率中外記者到延安慶祝勝利。然而這勝利只是象徵性的，他得到了一座空城，從此國民黨在軍事上開始下坡。

蔣介石的悲劇，是拒絕順應二戰後自由民主的時代潮流與人民意志，放棄與美國合作停止內戰。假如他不是選擇戰爭，而是如他在政協許諾的選擇自由民主，毛澤東帝國不會出現，中共不過是民主中國政黨政治中一支競爭力量，如二戰後的法共、義共。

一場國共內戰，葬送了走向自由的歷史機遇。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毛澤東在「自由民主」口號下贏得了戰爭。毛只是把「自由民主」當作奪取政權的手段，一旦政權到手，共產黨對國家權力的全面壟斷，遠遠超過它所取代的國民黨。

那時一部分不願受共產黨統治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到了台灣，寄望於台灣成為自由主義的「復興基地」，其標誌是「自由中國」半月刋的誕生。

現在我們再回頭看看「五四」時期那三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運。

魯迅已於1936年去世，他未能看到國民黨崩潰與共產黨執政。但可以想像，假如魯迅活著，他的看法恐怕與寫「失掉的好地獄」時一樣。

魯迅在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統治時期都被通緝過，也都沒有被抓去。有人曾向蔣介石告密，說魯迅隱匿在教育部做特約編輯。蔣介石回答：

——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還有與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沒有？應該派這樣的人，去找他，告訴他，我知道了這事，很高興。我素來很敬仰他，還想和他會會面。只要他願意去日本住一些時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緝令，職位也當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別的想法，也可以辦到。

可見國民黨敢殺楊杏佛、敢殺李公樸、敢殺聞一多，對魯迅還有顧忌。

假如共產黨執政魯迅在世，會怎樣？

此問題雖無可求證，但確有人問過毛澤東。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引1957年毛答羅稷南問時如此回答：

——魯迅活著，要麼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

周海嬰的理解，就是假如魯迅活到「毛澤東帝國」時代，毛要抓他去坐牢。這理解也不算錯，但毛的原意不是嚇唬羅稷南，而是鼓勵知識分子學魯迅敢想敢說的反潮流精神。

我在中宣部研究知識分子問題時，調閱過1957年3-4月間毛的南方談話記錄。那是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完「雙百方針」後南下，經濟南、南京到上海，一路找知識分子談話。

那時共產黨高級幹部90%反對毛的「雙百方針」，中宣部陸定一、周揚贊成。毛就讓他們找黨外知識分子來開會，會議期間毛和這些黨外知識分子座談，都是鼓勵「鳴」「放」的。

毛在南方的談話，主題還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敢」，多次提出要敢於說話，其中講到魯迅。毛澤東說：

——有人問假如魯迅在世，還會不會寫雜文？我看還會寫。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五不怕，不怕挨整、不怕丟官、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殺頭。魯迅關在牢裡也會寫。

有人說，這是毛「引蛇出洞」，也不是。毛「引蛇出洞」，是在回到北京，聽李維漢彙報章伯鈞、羅隆基等的「鳴」「放」之後。毛說「性質變了」，從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變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了。

1957年5月15日，毛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在黨內傳閱，是「引蛇出洞」的開始。

「蛇」，就是右派，就是自由派知識分子。毛澤東說：「他們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反對黨的領導。他們贊成民主，反對集中。他們反對為了實現計劃經濟所必需的對於文化教育事業（包括新聞事業在內的）必要的但不是過分集中的領導、計劃和控制。」

毛澤束獨獨把魯迅劃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之外，稱之為「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推崇魯迅，和他推祟林肯、羅斯福一樣，不是尊重他們的目的和價值，而是把他們當做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

魯迅與陳寅恪一樣，堅持自由主義思想終生未變。所謂魯迅前後期「從進化論到階級論」，那是瞿秋白的觀點，魯迅並不認同。我認識一位魯迅後期的朋友楊霽雲，他因編魯迅的「集外集」，與魯迅交談較多。

他告訴我，魯迅直到晚年，「野草」中那篇「失掉的好地獄」的看法，始終未變；魯迅對國民黨崩潰後形勢的判斷，和北洋軍閥崩潰之際同樣準確。那是在楊霽雲和魯迅討論馬克思時談到的，魯迅認為馬克思「太書生氣」。魯迅說：

——他那個未來的黃金世界，我不相信，將來還有吧兒狗。到那時給我輩大概會發一件紅背心掃街。

魯迅：「崩潰之際，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

那天聽楊霽雲談到此，我想起魯迅書信中也有類似的話。回家一查，就在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上，魯迅提到，「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幸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

這不正是30多年後，「幸存」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寫照嗎？

毛自稱他的心和魯迅相通，其實不然。尊魯迅為「民族英雄」或「民族魂」，是不懂魯迅的心。魯迅從來不想當「英雄」，他說他沒有「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本領。他更不想當「民族」英雄，他說：

——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魯迅的心，是奉獻給「不做一切人的奴隸」的自由戰士們的，「他們在寂寞中奮戰，我有責任為他們吶喊，要給予他們哪怕是微弱的慰藉」。

魯迅是「自由魂」，不是「民族魂」。

我和楊霽雲也討論過「若魯迅在世寫不寫」的問題，結論是「不寫」。魯迅早說過，中國國情與英國不同，甘地絕食，驚動英國議會，牛蘭在中國監獄絕食，只能得到獄卒一句話：「你餓死活該！」

魯迅知道，他在監獄寫也是白寫，毛絕不會給他發表，倒不如在監獄外「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為好。

楊霽雲講他自己。1950年代初，馮雪峰邀他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編「魯迅全集」。有人勸他寫文章，他一概婉拒。「雙百」期間動員他「鳴」「放」，他一言不發。起初他寫過一點個人回憶錄「從楊少爺到楊先生」，自己燒掉了。

後來魯迅的朋友馮雪峰、胡風都進了監獄，楊霽雲免了牢獄之災。

「他們太天真，」楊霽雲說，「沒有第二個人像魯迅對中國的黑暗看得那麼精準透徹」。

1927年，魯迅有一篇演講，題為「無聲的中國」。當時他還能發出這樣的聲音：

——真，自然是不容易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30年後，1957，「整風」、「鳴放」、「反右」，消滅了一切真的聲音。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無聲的中國」。

留在「無聲中國」的陳寅恪怎樣了呢？

陳寅恪：「最高當局應從我之說，否則談不到學術研究」

1953年，中國科學院聘請陳寅恪擔任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陳寅恪在12月1日「對科學院的答覆」，提出他出任所長的兩個條件：

——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陳寅恪說：「這意思是，毛公（毛澤東）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陳寅恪因未獲應允拒絕就任，這是他對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堅持。

反右後文革前的陳寅恪，已無思想學術自由。他的「論再生緣」一書（1954年出版），因「語涉征東」，由周恩來、康生出面中止討論和出版。陳寅恪當面質問胡喬木，憤言「蓋棺有期，出版無日」，即指此。

陶鑄主政華南時，敬重陳寅恪的學問和人格，給予相當的照護。文革中陶鑄被打倒，陳寅恪即遭迫害。陳有詩為證：

——涕泣對牛衣，冊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10月7日，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不屈戰士陳寅恪告別了人間。

迄今對陳寅恪評價分歧，並不足怪。我想在此一提的，是影響甚巨的錢鍾書。他在1978年出席在義大利召開的歐洲漢學會上，作題為「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的報告。錢鍾書在報告中不指名地「譏諷」陳寅恪的古典文學研究沒有「思想性」！錢鍾書說：

——有位大學者在討論白居易「長恨歌」時，花費博學和細心來解答「楊貴妃入宮時是否處女？」的問題，一個比「濟慈喝什麼稀飯？」「普希金抽不抽煙？」等西方研究更無謂的問題。

——今天很難設想這一類問題的解答再會被認為是嚴肅的文學研究。現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裡的考據並不減退嚴謹性，只是增添了思想性。

看來錢鍾書這位「大學者」的心，的確與自由主義學者陳寅恪相距不可以道里計。陳寅恪的嚴謹考據、細心求證，與他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可分。他研究唐代文學，當然不可忽視唐代社會在女權問題上的時代特色與社會歷史根源。

在中國歷史上，除了創世紀的女媧傳說，婦女地位從未達到唐代的高度。武則天和楊貴妃，是兩個不同範例。陳寅恪研究楊貴妃，在以此證明男權社會壓迫婦女的「處女情結」並非「從來如此」！這是自由思想與科學考據的結合，是歷史事實內在的思想性。

錢鍾書譏之為「無謂」，他要「增添」的「思想性」是什麼？「思想性」是可以人為「增添」的嗎？

陳寅恪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徹底，使他在文、史、哲各領域開創新說，不僅以詩證史，還以詩證哲，發現了中古時代詩人「大思想家」陶淵明。陳寅恪說：

——淵明之思想，為承襲魏、晉清談演變之結果及依據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說而創改之新自然說。惟其為主自然說者，故非名教說，並以自然與名教不相同。

——新自然說不似舊自然說之養此有形之生命，或別學神仙。惟求融合精神於運化之中，即與大自然為一體。就其舊義革新、「孤明先發」而論，實為吾國中古時代之大思想家，豈僅文學品節居古今之第一流，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

後人往往學陶詩而不可得，是不懂陶詩是自然從心靈湧現，而非刻意「增添」的人為之作。「人為」即「偽」。而陶淵明的「新自然觀」，是「求真去偽」。「自然」不僅指外在世界的真與自由，也指內在心靈的真與自由。

「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自然」，就是自由，就是真，就是美，就是保持自己的本性。正如陶淵明說他自己「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是不可人為去「增添」的。

「新自然說」與「名教說」是對立的。陶淵明視「名教說」為「大偽」，「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 「名教說」把「善」放在首位。「新自然說」把「真」與「自由」放在首位。背離了「自然」，背離了「真」與「自由」，只是「偽善」。

恐怕這就是錢鍾書和陳寅恪對「思想性」的不同定義吧？

三、從「自由中國」到「自由時代」

胡適1949年離開中國，再未回去。他領銜在台灣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時，自己去了美國。在台灣主事的是雷震和周圍一群自由派知識分子，有殷海光、夏道平、張佛泉、張忠棟、傅正等。

當時蔣介石在台灣立足未穩，美國政府對蔣不信任。蔣派胡適赴美遊說，美國助理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卻要胡適領導自由派人士取代蔣，胡適當然不屑理會。

蔣介石為對美示好，也需要利用自由派人士。「自由中國」實際負責人雷震，曾被蔣聘為國策顧問。韓戰爆發後台灣局勢轉穩，美援到手，蔣介石就變臉了。

1951年6月，「自由中國」刊出夏道平執筆的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受到「軍事機關」壓力。「自由中國」被迫妥協，表示道歉。胡適對此寫了抗議信。他說：

——我因細想，「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用負責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台灣政治的最大恥辱。我正式辭了「發行人」的名銜，一來是表示一百分贊成「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對於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

1954年7月，「自由中國」刊登讀者投書「搶救教育危機」，批評蔣經國的「救國團」假教育之名行黨化之實，對學生實行奴化教育，與民主制度的目標背道而馳。蔣介石勃然大怒，下令開除雷震黨籍。國民黨秘書長唐縱說，雷震到台灣沒有登記歸隊。蔣說，「沒有黨籍也要開除！」

之後矛盾繼續激化。1957年7月至1958年3月，「自由中國」就「今日問題」連續發出15篇社論，全面檢討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司法、新聞自由等各個層面。其中殷海光寫的一篇「反攻大陸問題」，被指控為「反攻無望論」，國民黨為此發動圍剿「自由中國」。

1960年，「自由中國」連續發表「七論反對黨」，並從言論付諸行動。雷震宣布李萬居、高玉樹、雷震為新黨發言人，吳三連、郭雨新、齊世英等17人為召集委員，雷震任秘書長。

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國」發行第23卷第5期後被迫停刊。

9月4日，雷震以「包庇匪諜」被捕。蔣介石指示「刑期不得少於十年」。

胡適從參與「自由中國」到晚年自美返台主持中央研究院，始終對蔣介石在台灣實現自由民主抱有幻想。在胡適的立場上，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可以相容。他視蔣介石為「民族英雄」，相信民族主義也能容忍自由主義。

胡適：「總統能不能把十年前對我的雅量，對待今日組黨的人？」

胡適在美國時一再寫長信給蔣介石，勸他實行民主憲政，讓台灣成為名副其實的「自由中國」。他寫給蔣介石的建識都很具體，例如：

——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多黨並立基礎之上，國民黨必須拋棄「黨內無派，黨外無黨」的心理習慣。

——國民黨應廢止總裁制。

——國民黨可自由分化，成為獨立的幾個黨。

——言論自由必須由政府明白表示容忍一切具體的政策批評，無論是孫中山、蔣介石，無論是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都可批評。

蔣介石在抗戰後期著作「中國之命運」中，明確宣佈他的「兩個大敵」

，就是「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胡適對蔣介石的進諫，無一言被接納，是必然的。

1958年4月，胡適回台灣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兩年後就爆發雷震案。胡適在蔣介石面前痛切陳辭，最後連一個雷震都救不出。這可以說是胡適的自由主義悲劇。

胡適的自由思想光芒，主要照耀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與對國民黨訓政的批判。晚年已逐漸暗淡，如反對黨問題，本來是胡適的一貫主張，卻始終寄托於蔣介石的「雅量」。雷震案之後，胡適依然對蔣介石表達自己的「盼望」如下：

——十年前總統曾對我說，如果我組織一個政黨，他不反對，並且可以支持我。總統大概知道我不會組黨，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我今天盼望的是：總統和國民黨的其他領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對我的雅量，分一點來對待今日要組織一個新黨的人？

1962年2月24日，胡適於中央研究院舉行酒會時心臟病猝發去世。

在白色恐怖的漫漫長夜，台灣知識分子中發出閃電雷鳴般自由思想最強音的，是殷海光。

從創刊到最後一期，前後十一年，殷海光是「自由中國」的「自由靈魂」。他是一個在說假話的時代，堅持說真話的自由思想家。「有什麼說什麼，該怎麼說就怎麼說」，是他寫作的準則。

「大江東流擋不住！」是殷海光為「自由中國」最後一期撰寫的社論。他寫道：

——大江總是向東奔流的。大多數人的共同願望，總有實現的一天。自由、民主、人權，決不是霸佔國家權力的少數人能永遠阻遏的。少數人阻撓、打擊多數人願望的動作，必將在公意之前停止。自由、民主、人權，一定會在大家的醒覺和努力之中真正實現。

                   殷海光：「真正的知識分子為真理與整個時代背離不足為奇」

在1960年代，殷海光備受國民黨政府迫害，包括文字圍剿和生活壓迫。國民黨御用文人學者攻擊他是「偽自由主義者」、「文字賣國者」、「知識詐欺者」，誣陷他「從事煽動顛覆」！

1964年政府停止他的「國家發展科學補助金」，查禁他的著作，中斷他的版稅收入。1966年7月他被台大解聘，失去生活基本保障。1967年他罹患胃癌。

1969年9月16日，這顆孤獨的自由之星隕落了。

在40年國民黨恐怖統治的長夜中，那正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集體失語的子夜時分。殷海光留下了關於「真正的知識分子」的文字，是他的自我寫照，也是他對台灣未來知識分子的期待。他說：

——作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是要付出代價的，有時得付出生命的代價。真正的知識分子必須「只問是非，不管一切」，只對他的思想和見解負責，根本不考慮流行的意見，不考慮別人對他思想言論的好惡情緒反應，不考慮他的思想言行引起的結果是否對他有利。

——一個知識分子為了真理而與整個時代背離不算稀奇。旁人對他的恭維，他不當作「精神食糧」。旁人對他的誹謗，也不足以動搖他的見解。世間的榮華富貴，不足以奪去他對真理的追求。世間對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這是人間難免的事。

殷海光在台大教書時，有一些追隨他的門生。他們曾與黑暗勢力戰鬥過，如陳鼓應、王曉波等。然而「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在隨後洶湧而至的民族主義大潮中，不是飄浮到「大中華民族主義」那一邊，就是飄浮到「台灣民族主義」這一邊。

殷海光期待的「真正的知識分子」典範的出現，要等到1980年代中期，破曉前的黑暗時分。他就是「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運動」 的發起人，台灣「自由時代」周刊創辦人鄭南榕。

鄭南榕是誰？就是殷海光所指的「為了真理而與整個時代背離」的「真正的知識分子」。

鄭南榕追求的「真理」，是「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自由時代」。而台灣當時所處的，是國民黨戒嚴統治下「以言治罪」的「不自由時代」。這就是「整個時代的背離」。這就注定了鄭南榕必須為自由「付出代價」，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鄭南榕對自己的定位，是「做一個鷹派的黨外」，「鷹派之道無他，永不屈服而已」。

鄭南榕就是始終如一、永不屈服的「自由魂」。

什麼叫「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不分藍綠統獨 ，都享有充分的表達自由。自由是最高價值，任何人都不准為任何言論設限。

這也表現在「自由時代」雜誌社的結構上：創辦人兼總經理鄭南榕，總監李敖，社長陳水扁。鄭南榕當然了解李敖是堅定統派，「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當然也包括統派的言論自由。他們的共同目標，是打倒那個「以言治罪」的「不自由時代」。

鄭南榕：「什麼叫民主鬥士？這樣就是！」

鄭南榕不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言行一致、筆與劍並用的自由戰士。他在「有熱血、有膽氣、就組黨，呼應施明德的絕食呼籲」一文中說：

——立即組黨！毫無猶豫地組黨！先找到二百名不怕死的人當發起人，我也願為那二百志士之一。國民黨抓去一個，就補齊一個；抓去十個，就補足十個；二百個統統抓走，重新再找二百個。什麼叫做民主鬥士？這樣就是！

他是1985年7月寫的，而且付諸行動找人。第二年民進黨成立，當時他在獄中。

「自由時代」在1988年世界人權日（12月10日）出版的那一期，刊載了許世楷起草的台灣憲法草案。

這部憲法草案提出一個新思想，就是超越血緣、族群、省籍、語言、文化差異，主張「台灣的四大文化集團，都是台灣人」。他們是：

（1）馬來玻里尼西亞語系；

（2）福佬語系；

（3）客家語系；

（4）北京語系。

新憲法草案強調，「四大族群生來平等，任何族群不得壓制其他族群」。

過去的獨立運動，往往偏於族群與階級的訴求，難以代表社會大眾的共同心聲。這部新憲法草案，表達了台灣多元移民社會尋求自由平等獨立的共同理念，自然引起尋找精神武器的自由戰士鄭南榕的高度共鳴。

鄭南榕是所謂「外省」人，他的夫人葉菊蘭是客家人，他們都是尋找自由的台灣人。鄭南榕敏銳地感到，這部立足於自由平等普世價值，為一切台灣人爭自由平等獨立的憲法草案，是團結台灣四大族群，掙脫奴役鎖鏈，共同跨進自由時代的新的精神武器。

法國學者艾奈斯特 • 若南（Ernest Renan）說：「憲法是國家的靈魂」。憲法又是「公民與國家的契約」。

國民黨從南京帶來的那部「憲法」，是死去了的國家的死靈魂，與台灣的現實、台灣的公民毫無關係。這死靈魂必須廢棄，從新憲法中找回台灣的自由靈魂。

那時的台灣，正當蔣經國去世後國民黨政權的不穩定時期。蔣經國晚年雖已解除戒嚴，但鎮壓民眾的「黨國機器」——黨、政、軍、警、憲、特專政體系，依然在日夜運作。

鄭南榕遭到國民黨政府起訴，起初的「罪名」是「妨礙公務」與「妨害自由」。1989年1月21日，高等法院檢察署又改為「涉嫌叛亂」罪簽發傳票。

鄭南榕於1989年1月27日第一次法庭受審後，宣佈不再奉陪如此荒唐的庭審。他說：「人民有知的權利，言論自由不容侵犯！」

為了捍衛「百分之百言論自由」，鄭南榕堅守「自由時代」雜誌社陣地71天，日夜不離。他宣告：「他們休想活捉我！」

4月7日那天，侯友宜率領一群刑警入侵「自由時代」雜誌社抓他。鄭南榕把身邊的女兒鄭竹梅交給前來聲援的朋友，挺身拒捕，引火自焚，結束了他尊嚴的一生。

如果說，殷海光早逝在濃重黑暗的子夜；那麼鄭南榕的獻身，是在破曉前的黑暗時分。當時的政治形勢，假如自由力量團結一致聲援鄭南榕， 有可能迫使國民黨知難而退。民進黨若動員社會力量與鄭南榕一起「堅守自由陣地」，侯友宜衝得進去嗎？

然而民進黨卻因內部紛爭放棄支援鄭南榕，準備好的黨中央支援聲明壓下不發。據許世楷夫人盧千惠的回憶錄記實：

——1989年1月22日，民進黨新潮流派系洪奇昌訪日。許世楷、盧千惠夫婦提出對鄭南榕案發動聲援時，洪奇昌表示：「鄭南榕不是民進黨員，又不是基督徒，不能期望有聲援蔡有全、許曹德案的行動。」

——新潮流派系另一要角吳乃仁在出訪美國時說：「鄭南榕沒什麼啦！麥睬伊（別理他），伊是抓耙仔（間諜）！」

就是這樣，鄭南榕孤軍奮戰71個日日夜夜，在自由之敵搜捕下，為理想和尊嚴獻出年輕的生命。

更可恥的是，第二天各大報的報道，誣蔑鄭南榕「瘋狂拒捕」、向追捕者「投擲汽油彈」，企圖把鄭南榕醜化為「恐怖分子」或「精神病患者」！請看：

「自由時報」：「鄭南榕拒捕，19員警遭汽油彈灼傷。」「民進黨內部有爭議，強硬聲明與黨中央聲援臨時取消。」

「台灣時報」：「內政部長許水德在立法院表示：警方到了鄭宅按門鈴時，三樓即丟出11枚汽油彈。」

「聯合晚報」：「市警局高級官員表示，鄭南榕在引燃汽油彈後，呈瘋狂狀態，除向警方攻擊，也對在場同仁攻擊，要他們同歸於盡。」

過了兩天，率隊前往「自由時代」雜誌社搜捕鄭南榕的刑事組長侯友宜才改口表示：「所有錄影帶中都沒有鄭南榕投擲汽油彈的鏡頭。」

是誰「瘋狂」？是堅守「言論自由陣地」絕不放棄，不屈而死的自由戰士鄭南榕？還是全球自由民主浪潮衝擊下垂死掙扎、無恥造謠的國民黨罪惡統治？

我想起了辛亥革命前，被罵「章瘋子」的章太炎，1906年6月上海出獄東渡日本，在留學生歡迎會上的那次演講。他說 ：

——大凡非常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說。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

——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近來傳說某某有神經病，某某也有神經病，只怕富貴利祿當面顯現的時候，那神經病立刻好了，這才要不得呢！

四、自由主義失語，民族主義崛起

鄭南榕為自由獻身之時，正是自由主義思潮達到高峰後陡然下降之前。

從反法西斯戰爭結束到1980年代，在與自由之敵共產主義的思想搏鬥中，自由主義在政治和經濟學說上均有所發展。我想提出其中的兩位，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和印度經濟哲學家森（Amartya Sen）。

森寫了一本「Development as Freedom」，與羅爾斯的「Justice as Fairness」，正好配對。中文本譯作「經濟發展與自由」和「作為公平的正義」。我看不如譯為「發展即自由」和「正義即公平」。

這兩位作者回答了自由主義歷史上自由與平等、公平與效率孰重的長期爭論。他們都視自由與平等、自由與發展為不可分割的基本價值。或者說，自由價值本身即包含平等與發展。

森認為：經濟發展的目的是人，是人的自由與平等；經濟發發的手段也不能背離人，不能背離人的自由與平等。因為發展不能離開人的智慧和創造力的實現，而人的智慧和創造力的普遍實現，不能離開自由平等的社會環境。

這是真正的經濟自由主義，與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把人當做發展的手段或工具的偽自由主義針鋒相對。

羅爾斯的正義原則，第一條是平等原則：平等是絕對的，即每個人都具有與其他人同樣的自由相容的基本自由權利；第二條是差異原則，或不平等原則：不平等是相對的，即社會合作中利益與負擔分配的差異，應有利於境况較差的人。這樣的社會才是公平正義的。

羅爾斯的「正義論」，1971年初版是綠色封面，哈佛學子稱之為 「綠魔」，以示其魔力般巨大的震撼力。

在羅爾斯「正義論」問世後的20世紀70-80年代，自由主義群星璀璨：羅爾斯、哈耶克、波普、伯林、德沃金、阿倫特，競相閃耀在自由的遼闊天空，催生出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的全球笫三波自由民主浪潮，從中南歐開始，席捲全球，直抵柏林牆，衝向共產奴役制度的最後壁壘。

然而當人們聚集柏林歡慶自由的勝利，期待將自由民主浪潮繼續推進時，自由派卻迷失了航向。

有人以為，法西斯主義與列寧史達林主義均被擊敗，自由主義已失去對手，可以從思想戰場撤退了。風行一時的自由派代表作，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正是如此宣告：

——人類的意識形態鬥爭已經終結，自由經濟與憲政民主已定於一尊。

但歷史沒有終結。舊的自由之敵~~共產主義尚在垂死掙扎，新的自由之敵~~民族主義已經迅速「崛起」。而自由派不是失語，就是化身為民族主義的影子~~偽自由主義。

19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潮也曾在毛澤東去世後的思想解放運動中一度興起。1986年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設決議」，曾高度肯定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決議」指出：

——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鬥爭中形成的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等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拒絕接受外國的先進科學文化，任何國家要發展進步都是不可能的。必須下大決心，用大力氣，把當代世界的先進科學技術、經濟行政管理和有益文化學到手。不這樣做，就是愚昧。對外開放不僅適用於物質文明建設，而且適用於精神文明建設。

這在實際否定了鄧小平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

鄧小平怎樣回答呢？一面在十二屆六中全會舉手贊同通過胡耀邦起草的「決議」，一面在會上發表那篇導致胡耀邦下台的「反自由化」講話。鄧小平說：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現在群眾中有一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第一件做了什麼事？就是取消「憲法」的一條「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反自由化」要講10年、20年！

會後，鄧小平又追加50年。他說：

——我在六中全會講反自由化要反20年，有人不愛聽；現在再加50年，一共70年，反到2056年！

接著是1987和1989，鄧小平以「反自由化不力」之「罪」，先後把胡耀邦、趙紫陽兩位總書記趕下台，以血腥鎮壓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維護其「鄧小平帝國」的統治。

然而蘇聯東歐共產帝國的崩潰，已經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無法繼續「堅持」；自由主義的憲政民主和市場經濟，更是對「鄧小平帝國」一黨專政體制的致命威脅。

於是鄧小平祭出民族主義與偽自由主義結盟的新意識形態，叫做「兩手硬」。

一手以民族主義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的黨國極權制度不變。

另一手與偽自由主義結盟，在「市場經濟」和「全球化」旗號下，「堅持改革開放」。其實質是黨國權貴資本支配下不平等競爭的偽市場經濟和偽全球化。

在現實社會中，沒有自由的平等是奴隸的平等，是假平等。像「毛澤東帝國」的人民公社，一群被平等地綑綁在國家土地上的不自由的奴隸，無法自己支配自己的命運。

而沒有平等的自由是特權的自由，是偽自由。中國已走出「毛澤東帝國」不自由的假平等，走進鄧小平帝國（包括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代）不平等的偽自由。

鄧小平的新戰略 ，符合美國華爾街金融資本以不平等競爭向全球擴張的利益。雙方一拍即合。

出身華爾街高盛公司、當上副國務卿的佐立克，成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主編和「鄧小平理論」闡釋者鄭必堅的合作夥伴。兩人從北京對話到華盛頓，發明出用「Stakeholder」這個新詞來定義美中關係。

「Responsible Stakeholder」，意思是「負責任的合夥人」。其奧秘是：

美國把「實體經濟」的製造業，從飛機製造、汽車製造，到高科技資訊產業，如iPhone、iPad生產線，大量轉移中國；利用國家控制的土地資源和廉價「農民工」，降低成本，擴大生產，佔領全球市場，幫助中國「和平崛起」。

中國利用國際貿易順差，購買美國債券和華爾街「金融衍生性商品」，幫助華爾街在全球擴張「虛擬經濟」。這種「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國際分工」，使中國政府積累巨大貿易順差購買美國債券，成為美國的大債主和大股東。

這巨大財富從哪裡來？從中國億萬「農民工」的生命與血淚，從耕地住房被強佔強拆，從國家資源被破壞，從生態環境被污染而來；其付出的代價和造成的隱患，永遠無法彌補。

這一切美國的決策者不懂嗎？

懂！葛林斯班（Greenspan）那本「我們的新世界」寫得很清楚：美國的實體經濟萎縮，虛擬經濟增長超過實體經濟幾十倍。格林斯潘認為，這種增長是「非理性繁榮」；但只要保持「中國製造，美國消費」的「國際分工」，這種「繁榮」就可以在「全球化」中持續下去。

這就是葛林斯班心目中的「新世界」，即華爾街與中南海的黑暗聯盟，讓受貪欲與權勢欲支配的少數特權貴族，操控全球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權力。

歐洲和其他國家也迅速跟進，競相把製造業轉移中國。這就是全球經濟失衡，工作機會流失，貧富兩極分化，爆發金融風暴的根源，也是「茉莉花革命」和「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根源。

這種偽市場經濟和偽全球化，事實上只是資本和商品及少數控制資本和商品的特權貴族的自由化和全球化；必然導致金融資本和廉價商品在全球自由泛濫，工薪階層被禁錮於低工資與失業鎖鏈，「異化」為資本和商品的奴隸。這就是1%的自由意志，剝奪99%的自由生機。

這種畸形發展的意識形態工具，就是民族主義。

鄧小平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是假借抽象的「民族」、「國家」、「集體」之名，否定普世價值，否定民主憲政，否定公平正義，壓制一切人的自由人權。鄧小平說：

——人們支持人權，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權。談到人格，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格。國權比人權重要得多。他們那一套人權、自由，是維護恃強凌弱的強國、富國的利益，我們從來不聽那一套！

民族主義是暴政與戰爭的意識形態根源。

希特勒靠民族主義對內實行暴政、對外發動戰爭。

毛澤東靠「馬克思主義民族化」、「馬克思加秦始皇」，奪取與鞏固專制恐怖政權。

鄧小平帝國宣揚「國權至上」、「中華民族復興」、「儒家社會主義」，在全球廣建「孔子學院」，利用民族主義對抗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

世界上根本沒有所謂「中華民族」，中國政府自己公佈「境內有56個民族」。講「中華民族」，就是「一個民族」統治其他55個民族，毛澤東叫作「大漢族主義」。其實「一個民族」也沒有統治，是「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統治。

鄧小平這套民族主義與偽自由主義結合的「兩手硬」，獲得美國政學商界某些權勢人物的支持；或主張美中共治(G2)，或主張美中合作(C2)，也就是企圖建立操控全球經濟政治的兩國聯盟。

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曾經把1930年代那種集中操控財富的產業王朝稱作「經濟保皇派」。他說 ：

「經濟保皇派形成了新的王朝，它建築在財富集中控制之上，企圖對普通人實行新的暴政。普通人代表國家的情感和靈魂，經濟權利是自由的先決條件，貧者無自由。這是為民主生存而進行的戰爭。」

今日華爾街和中南海集中控制財富的金融王朝，比羅斯福時代的產業王朝龐大豈止百倍！這個新王朝剝奪全球普通人的經濟自由，侵蝕普通人的情感和靈魂，對普通人實行新的暴政。

這就是鄭南榕自由絕響之後的世界圖景，它深刻地滲透到台灣社會和台灣人的心靈世界。

如同殷海光的門生從自由主義轉向民族主義，鄭南榕的戰友也放下「自由時代」旗幟，舉起民族主義大旗。

台灣知識界的民族主義，一派是「中華民族主義」，一派是「台灣民族主義」，這兩種民族主義都是虛構的。無論歷史或地理上，既無單一的「中華民族」存在，亦無單一的「台灣民族」存在。所以這「民族主義內戰」不是唐吉訶德與風車作戰，而是風車與風車作戰。

在鄭南榕的紀念文字中，我讀到了這樣的「論述」：

——追求自由民主，鄭南榕只是跟隨先賢腳步而已；主張台灣獨立，他是第一人。獨立建國是鄭南榕的目標和核心價值，自由民主只是他的手段而己。鄭南榕若地下有知，應希望稱他「台獨的鬥士」，而不是「言論自由的鬥士」、「民主的鬥士」。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把「自由」、「民主」與「獨立」分割、對立？這不是對鄭南榕自由理念的粗暴閹割嗎？

鄭南榕從來認為「自由」、「平等」、「民主」、「獨立」是不可分割、不容對立的。一個自由、平等、民主的國家，一定是獨立的，絕不會受別國支配、奴役！而一個獨立國家，卻可能是不自由國家，如中國。

鄭南榕發表許世楷的「憲法草案」。鄭南榕創辦「自由時代」週刊，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鄭南榕找不怕死的人發起組黨，說「什麼叫民主鬥士？這樣就是！」這一切都說明，鄭南榕很清楚台獨與自由、平等、民主不可分，離開自由、平等、民主，台灣人民不可能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

鄭南榕若有知，看到他的「戰友」閹割他的「自由時代」理念，廢棄「自由」、「民主」，罷黜「百家」，獨尊他為「台獨鬥士」，恐怕會痛心疾首吧？

五、結語：魂兮歸來

這次講座，我選擇的是一個挑戰性的題目，是準備來接受批判的。這樣的大題目，也很難一下講清楚。

我只是挑出兩岸六位有代表性的自由派人物胡適、魯迅、陳寅恪、蔣渭水、殷海光、鄭南榕，從人們未必注意的故事和角度，勾畫出這一段自由主義的興衰史。

這六位，都是「自由魂」，不是「民族魂」。大家知道，魯迅蓋棺時，身上蓋的便是「民族魂」大旗，我相信魯迅是不接受的。

民族主義囂張，壓倒自由主義，一向以「救亡」為藉口。魯迅曾明確回答，不要以為「做自己人的奴隸」就好！

號稱「自由主義者」的李澤厚，有一個偽自由主義的「理論」，叫做「救亡壓倒啟蒙」！

救亡怎麼會壓倒啟蒙？救亡需要啟蒙，只有在自由的旗幟下才能救亡，猶如自由希臘戰勝侵略者波斯帝國。

壓倒啟蒙的從來是自由之敵：封建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救不了亡，不是亡於外敵，做外人的奴隸；就是亡於內敵，做自己人的奴隸。

所以「自由魂」是不能讓「民族魂」取代的。

台灣在自由民主獨立進程的途中，在鄭南榕為自由民主獨立獻身之後，揀起民族主義捨棄自由主義，丟失了「自由魂」，這是台灣的歷史悲劇。

到今天，一半人不敢觸犯中華民族主義神主牌，一半人不敢觸犯台灣民族主義神主牌，造成台灣內部分裂，兩種民族主義在「百年慶」鬧劇中瓦釜雷鳴，自由人權、公平正義、民生經濟、國家主權全面失語！

民族主義壓倒自由主義的結果，有些人連「台灣是我們的國家，我們是國家的主人」都不認了，想出什麼「一國兩區」、「台灣之友」！

我今天冒天下之大不韙，講這一篇，是希望大家把阻擋台灣人民自由、平等、獨立、幸福的那兩塊民族主義神主牌丟掉，呼喚台灣的「自由魂」歸來。

願我們大家牽起手來，整齊步伐，重新踏上殷海光、鄭南榕的足跡，共同邁進台灣的「自由時代」！

2012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