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是「大人物」的傳記

——評傅高義著「鄧小平改變中國」

阮 銘

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歷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有兩句名言。

一句是早年講的，「歷史是無數傳記的精華」，「無數傳記」包括少數大人物和多數小人物。在那個貴族和新興資產階級統治的時代，卡萊爾被譽為「平民的先知」。

另一句是晚年講的，「世界史是大人物的傳記」。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改變中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把一個時代的中國歷史，與鄧小平這個大人物等量齊觀，屬於卡萊爾晚年史觀的作品。

假如傅高義寫的是他個人眼中的「鄧小平傳」，我無需置評。然而他把「改變中國」這個無數人創造的歷史，歸之於一個「20世紀世界史上無人能比」的「大人物」鄧小平，而且以貶低華國鋒、葉劍英、胡耀邦、趙紫陽等未必比鄧小平「渺小」的人物，來襯托鄧小平的「高大」，較之於中國官方史學，有過之無不及。

1992～1993我在哈佛，傅高義和他的夫人艾秀慈，是若瑛和我的房東。他們住在一層，我們住在他家的三層，常一起聊天。每天早晨，傅高義還和我們同練太極拳，由住在一條街上的王若水做教練。後來若瑛和我回普林斯頓，王若水和馮媛就搬過來成為他們的新房客了。

傅高義曾送給我他的名著「日本第一」和「廣東先走一步」，我回贈他我的「鄧小平帝國」。他當時對我說，將來他也要寫鄧小平。

我聽了很高興，覺得他總是「先走一步」。因為哈佛的麥克法夸爾、史萊姆等都還在研究毛澤東。而我認為毛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當代史的重點，應研究鄧小平。傅高義有此見識，表明他的現實感強，那已是20年前的事了。

這回他的新作出版，買來一閱，難掩失望，洋洋50餘萬言，材料相當豐富；但整體而言，對鄧個人及其「改變中國」的歷史評斷，沒有跳出中國官方「鄧小平年譜」的窠臼。

傅高義是社會學家，非史家。他重視調查訪談，讀他的書，細節生動，引人入勝；但掩卷沉思，缺乏對人物和歷史的準確評價與剖析深度。更由於他生性樂觀，偏愛日本與中國文化，筆下難掩讚譽過度與批判精神的貧乏。

譬如「日本第一」，他沒有看到日本超速發展付出的沉重代價。對此湯因比早就指出：

——日本在物質上獲得成功，是以損失其生命力和創造力為代價的。一個國家即使像日本那樣成功地效法西方，它是除了在無從釋放新的創造能量的基礎上，僅僅擴大被模仿國機器生產的貨物數量，其他便一無所獲。

一個國家若不能提升自己永續的生命力與創造力，其發展終將停滯以至衰退，就像日本後來那樣。

如果說，傅高義在日本發展戰略上，未能洞察其經濟哲學的失誤；那麼他在鄧小平的中國發展戰略上，未能洞察其背離時代精神、經濟哲學與政治哲學的雙重失誤。

在經濟哲學上，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和盲目追求GDP增長，代價豈止於生命力和創造力的無從釋放，其造成的生態破壞、資源浪費、貧富懸殊、治安敗壞、生存環境惡化、官員貪瀆腐敗等等，對人民和國家帶來的損害，恐難以挽回。

在政治哲學上，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質是開放式民族主義專政（Nationalist Dictatorship)，違背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時代精神與普世價值。

鄧小平的「一部分人富起來」和「反自由化」大戰略，只是少數權貴階層、跨國公司和大商人掠奪國家，壓榨勞工，扼殺大多人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惡政。中國多數老百姓仍然既貧窮又不自由。

                                 槍指揮黨、槍指揮國的「第二代核心」

本文限於篇幅，只能從傅著中選擇「鄧小平改變中國」歷程中若干重要環節作一簡評，願與傅教授商榷。

第一，鄧小平在11屆3中全會成為「頭號領導人」的問題。傅著的說法既非事實，也不合法。如同毛澤東在遵義會議沒有成為「頭號領導人」，鄧小平也沒有在11屆3中全會成為「頭號領導人」。

事實上沒有一個人，包括鄧小平，在11屆3中全會上有改變「頭號領導人」的想法。這種說法是後來的篡改。

鄧小平在自己的講話中，也明確提到：「讓我們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下，為改變我國的落後面貌，把我國建成規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勇前進！」只是在編「鄧文選」時，被篡改歷史專家胡喬木、鄧力群篡滅了而已。

「為首」，即「頭號」之意。華國鋒「頭號領導人」地位的變化，前後經歷「分權」和「取代」兩步。

第一步是1980年2月11屆5中全會，設立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總書記，增選胡耀邦、趙紫陽為政治局常委，分散了集中於華國鋒一身的黨、政、軍權力。

第二步是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共8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華國鋒請辭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

會上有人提議由鄧小平一人取代華辭去的職務，鄧小平拒絕。鄧推薦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說他自己「可以擔任一段時間軍委主席，以便培養新的比較年輕的同志將來接替」。

後來鄧小平以軍委主席身份凌駕全黨，前後廢黜兩屆「頭號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揚，最後公開自封「第二代核心」，都是非法的，是「槍指揮黨」、「槍指揮國」。

鄧小平依靠的除了軍隊，是一群「大內佞臣」如薄一波、王震、胡喬木、鄧力群之流，以他們製作的「小報告」排賢忌能！

胡耀邦被鄧小平廢黜前，鄧樸方對胡德平說：「快讓你爸去找我爸吧，王震、鄧力群他們整你爸材料送到我爸那裡一大堆了！」

第二，11屆3中全會後兩條路線之爭。所謂鄧小平在3中全會作「主題報告」、「制定改革開放路線」、「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等等，都是胡喬木、鄧力群們事後設計，不符合歷史真實 。

3中全會的主要貢獻，是批判了對毛澤東的兩個「凡是」，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解放了思想，掃除了改革開放與平反毛澤東時代大量冤假錯案的意識形態障礙。

再就是肯定民主，如葉劍英所言，「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3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後來也被胡喬木、鄧力群砍掉。

至於所謂「鄧小平主題報告」，是他出國訪問回來，中途參加會議感到形勢變化，他和胡喬木寫好的那個講話稿拿不出去了，才找胡耀邦臨時組班起草的急就章。「主題」就是會上早已展開討論的「解放思想」和「民主」，那段肯定真理標準討論的話，是照錄周揚的原話。

僅僅3個月後，鄧小平就背棄自己在3中全會講的「解放思想」和「民主」，在理論務虛會上發表那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用鄧小平的「凡是」取代毛澤東的「凡是」。這才是「鄧小平帝國」延續至今的治國綱領。

3中全會後的事實是：華國鋒檢討兩個「凡是」是真誠的，會後支持胡耀邦在理論工作務虛會深入討論解放思想和民主。華國鋒第一個對胡耀邦草擬的會議開法和引言表達支持，請胡耀邦幫他準備講話稿。胡喬木向華國鋒兜售他的反右主張，遭華嚴詞拒絕。

傅高義在這裡有一個細節錯誤，鄧小平在訪美前，確曾表示支持討論民主，建議組織班子寫民主問題大文章，但不是要胡耀邦、而是要胡喬木組織。結果是胡喬木為鄧小平組織了那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大文章。

傅著斷言「只有鄧小平才能改變中國」是錯誤的。「假如」鄧小平不廢掉華國鋒、不氣走葉劍英，政治局常委正常行使職權制衡兩個婆婆（鄧小平、陳雲），胡耀邦、趙紫陽的工作要好做得多，絕無可能被兩個婆婆非法廢掉，「六四」屠殺更不可能發生。

                                        普世價值與「反自由化」之爭

第三，傅著忽略鄧小平導致中國歷史倒退的一個關鍵環節：12屆6中全會圍繞「精神文明決議」的普世價值與反自由化之爭。

傅著長於描述細節，較有趣的大小事件幾無遣漏。但不知有意或無意，獨獨遺漏了1986年從北戴河打到北京、在12屆6中全會大辯論、直接影響中國命運的「精神文明決議」之戰。

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決議，肯定了自由平等普世價值，指出「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等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文件強調「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

一開始鄧小平支持胡耀邦，在北戴河說，「文件不錯，可以印發大家討論了。」文件草案發出之後，立即遭到胡喬木、鄧力群們的攻擊，他們另搞出一個修正稿，得到陳雲、李先念支持。但鄧小平說，「鄧力群要把我們往左的方向拉」，仍表示支持胡耀邦起草的決議。

然而到了北京12屆6中全會上，鄧小平180度大轉向，講了一大篇「反自由化宣言」，取代「決議」成了全會「主題」，後來又用作廢黜胡耀邦的武器！

胡耀邦起草「精神文明決議」，把改革開放與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普世價值相聯結，為中國未來發展指出了一絛匯入時代精神的光明之路。

而鄧小平的「反自由化」戰略，堵塞了這條光明之路，把中國的發展，走向專制恐怖、不公不義、動盪不寧的境地，終於導至「六四屠殺」悲劇。

第四，「六四」屠殺的是非。我想這是世界歷史上最容易判斷、最容易回答的問題。你去問毛澤東，他也會說，「鎮壓學生運動沒有好下場！」

傅著在「天安門悲劇」一章的最後，專門寫了一節「假如」，前後共用了18個「假如」以尋找答案。終於以「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知道答案」作結。

細讀全文，可以看出傅高義寫這一節極費心思，而且找到了自己的答案。然而他的答案說出來太沉重，所以只好說，「我們不知道答案」。

請讀他的這些話：

——我們確實知道的是，在天安門事件後20年裡，中國人民享受著社會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快速成長，甚至是奇蹟般的成長。今天，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比他們在1989年時舒適得多。由於諸如此類的原因，中國人對民族成就的自豪感遠超過上個世紀。

——假如中國人民在未來歲月裡獲得更多的自由，這條通向自由之路是否要比前蘇聯的道路少一些曲折？1989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知道答案。

雖然行文曲折，像中國文人；意思還是明白的，像美國學者。「答案」就是肯定「1989年春天的事件」，已給中國人民帶來「舒適生活」和「民族自豪感」，而且將是「未來歲月通向自由之路」的「重要因素」。然而畢竟今天中國人民沒有自由，所以「答案」尚待實踐檢驗。

問題的癥結在於，「六四」屠殺以後中國人民努力獲得的成就，有何理由歸之於鄧小平及其屠殺，這裡有何因果、邏輯關係？難道沒有鄧小平的屠殺，中國人民的生活和自由會比今天更糟嗎？

第五，「九二南巡」，確立開放式民族主義專政。

傅著極為重視鄧小平「九二南巡」，設有專章「鄧小平時代的終曲：南巡：1992」詳加論述，作出如下評價：

——他以87歲高齡毅然踏上南巡之路，以確保中國在加快改革開放的道路上繼續前行。他引導中國完成了艱難過渡，從落後、封閉、僵化的社會主義制度，走向一個有國際影響力的現代化經濟強國。

——假如中國人要感謝某一個領導人改善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這個人就是鄧小平。在為改善如此之多的人民生活做出貢獻方面，20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能夠與他相比？20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對世界史產生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響？

                                     傅著陷入民族主義價值觀的迷津

傅著把鄧小平冊封為20世紀世界史上無人能夠相比的偉大領袖，令人難以置信。

且不說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偉人的無比貢獻，如霍金所言，「世界這100年的變化，超越過去任何一個世紀，是基礎科學的發展帶動了科技的突飛猛進。要為這些進展找個代言人，非愛因斯坦莫屬。」

即以20世紀政治家而言，當納粹法西斯橫行歐洲、日本軍國主義血染亞太之際，邱吉爾與羅斯福力挽狂瀾，高舉「大西洋憲章」和「四大自由」旗幟，聯合全球尋找自由的人民打敗希特勒，使人類免遭種族滅絕之災！其貢獻難道不能與鄧小平相比？

再以鄧小平的同時代人，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擔任大國領導人的雷根相比。雷根站在柏林圍牆前說：「推倒這座牆吧！」且不說雷根和美國在歐洲自由化中的歷史作用，雷根說出了一切「尋找自由」的人們的心聲！而柏林圍牆終於在1989年11月9日倒下！

而鄧小平呢？把坦克開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尋找自由」的中國少女少男們，為了消滅她（他）們稚嫩的心中那點微弱的希望之火，以鞏固他的黨和他個人的「民族主義專政」！

是誰偉大？是誰渺小？

再以支持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中國戰友們相比，在20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中國改革開放群體中，華國鋒、葉劍英、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勛、項南、任仲夷、周揚、王若水、朱厚澤等的主張和貢獻，都比鄧小平更合乎時代精神與人民需要，均被鄧、陳兩個婆婆打擊排斥、飲恨而終。

即以傅著強調的人民生活而言，胡耀邦的見識與貢獻，均遠遠超過鄧小平。

鄧、陳兩個婆婆都「重生產，抑需求」，走民族主義「富國強兵」之路。胡耀邦卻說，「生產是手段，人民消費才是目的」；「是消費促進生產，不是抓革命促生產」；「我們不是為生產而生產，是為人的需要生產！」胡耀邦的正確主張，被兩個婆婆指責為「鼓吹高消費」！

胡耀邦在民間看見一塊匾：「強國富民」。胡耀邦說，「要倒過來唸，民富國強，有民才有國，要藏富於民；人民生活幸福，有文化，有智慧，有自由，有創造力，國家才能強。」

比較一下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國權比人權重要，我們從來不聽人權、自由那一套！」

是誰偉大？是誰渺小？

現在我也來一個「假如」：

——假和鄧小平能夠平等地與上面列舉的華國鋒、葉劍英、胡耀邦、趙紫陽等十個政治家、改革家、哲學家朋友合作治國，而不是聽信身邊那幫佞臣，把自己的戰友一個個整肅掉，中國會更壞，還是更好？

為什麼一個中國的好朋友，熱愛中國的美國學者，會發生如此的判斷錯誤？

傅著本身作出了解答，傅高義寫書時，自覺或不自覺地滑進了鄧小平的立場，以鄧小平的民族主義價值觀，取代了自己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感情超越了理性，失去了批判精神，因而陷入自以為客觀公正、卻主觀片面的迷津。

傅著寫到鄧小平的個人性格時說，「鄧不是一個和藹可親的的人，在家人之外，待人就像對待有用的工具。他要報效的是整個國家，在緊要關頭，鄧小平會做他認為最有利國家的事。」

又說：「鄧小平及其使命：他將完成近200年來其他人試圖實現的使命：為國家找到一條富強之路。」

「自由魂」，還是「民族魂」？這就是鄧小平與胡耀邦，與一切「尋找自由」的人們在價值觀上的根本分歧。

在胡耀邦和一切認同自由價值的人看來，人是目的，人是第一位的，人是國家的主人，有人才有國，國家只是用來維護人的自由、幸福、安全的工具。

鄧小平則相反。國家是目的，人只是「有用的工具」。不好用時，可以丟棄，可以計劃生育計劃掉，可以派軍隊坦克消滅掉；都是「他認為對國家最有利的事」，「是為國家找到一條富強之路」？

沒有「自由的人」，只有「有用的工具」

的國家，是什麼？

不就是只剩下一個人的意志、「朕即國家」的「鄧小平帝國」嗎？

「鄧小平帝國」，即「開放的民族主義專政」國家。

自由的主要敵人，1945年之前，是法西斯主義；1945至1989年，是共產主義。1989年之後，是民族主義。

中國人民要真正立足於人類的自由時代，必須跨越鄧小平的「民族魂」，找回「每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條件」的「自由魂」。

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