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到哥倫比亞大學那些日子，過得輕鬆而自由。我的老闆（Host）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是一位真誠、善良的猶太裔美國學者，留著一點漂亮的鬍子，眼中總是含著笑意；給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熱情關注中國的民主和人權，盡力幫助來自中國和台灣的學生與學者。
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告訴我，魯斯基金會的政策，是給魯斯學者（Luce Fellow）提供自由的學術研究環境，對於學者的研究工作並無具體要求，學者也毋需提交研究計劃和成果。但魯斯基金會提供的學者名額和酬金（Fellowship），是由指定學校提名申請的，所以學校方面樂意請來訪學者提供他們的經驗和見解，當然是出於學者自願。
我請他不必客氣，我說：「你是主人，我是客人；但我們也是朋友，雖是初次見面，但我了解你關切中國的自由人權，我們有共同的價值觀，我願意與美國朋友分享我所了解的中國，也期待美國朋友幫助我了解美國，希望我們之間，能夠不拘形式地交流各自的經驗和見解。」黎安友高興地表示認同，邀我第二天在哥大教授俱樂部共進晚餐。
那晚在哥大教授俱樂部，黎安友教授偕同他的夫人維特克（Roxane Witke）一起宴請我。維特克是位歷史學者，興趣在研究中國革命中的婦女，因寫過一本《江青同志》（Comerade Chiang Ch'ing），在中國很有名。她於一九七二年八月訪問中國時，江青曾在北京和廣州同她談話十次，長達六十餘小時。江青的意圖，是讓維特克替她寫傳記，像斯諾替毛澤東寫過的那樣。
當時曾有傳言，毛澤東看到江青準備提供給維特克的談話記錄和有關資料，批了四句話：「孤陋寡聞，愚昧無知，立即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記錄和資料全部封存。後來維特克依據自己的筆記完成她的著作，一九七七年在美國出版。那時毛澤東已去世，江青也已入獄。
席間我談到有關此事在中國的傳聞，但自己迄今未見過此書，在紐約的書店也未找到。維特克說，十年前的書，美國書店裡是不易找到的，她答應送我一本。書是她託黎安友轉交的，以後我再未見到她；在我離開哥大去密西根不久，他們就分開了。
再次同黎安友教授會面時，我們交談了兩件事。一件是交換各自的研究計劃，我們的興趣似乎不謀而合：我給他一份草擬的「毛澤東帝國」研究大綱，他給我一份計劃中的專著「MAOISM」（「毛主義」）章節提要，共十五章，註明的擬定日期是兩年前（12 Dec.1986）。黎安友笑笑說，這是個「大工程」，目前還在收集有關資料，尚未動手寫呢！後來的形勢發展，把我們兩人的注意力，都從歷史轉向急劇變動的現實，我放下「毛澤東帝國」寫「鄧小平帝國」，他的「MAOISM」也未見問世。
第二件事，他邀我在哥大東亞所做一次演講，讓他有機會把我介紹給所裡的同事和研究生。我們商定的講題，是「中國改革的十字路口」（Chinese Reform at the Crossroads）。黎安友要我放開思路用中文講，由他擔任翻譯。時間定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三。黎安友說，這是哥大東亞所本學期的最後一場演講，過後就是聖誕節長假了。
美國大學的學期很短，每學期只有十三個星期，也就是三個月；假期卻很長，暑假有四個月，比一個學期還長，因為很多學生要在假期打工，賺取下學期的學費，老師也要在假期做學術研究或進修。由於學期短，時間緊，所以專題演講一般都安排在中午十二點到下午二點的課間。講者與聽者都帶簡便午餐進場：一個棕色紙袋，裡面裝一份三明治、一個蘋果，就解決了一頓午餐，叫作「Brown Bag Lunch」。另外在會場門口桌子上放一些小餅乾、小點心之類，未帶「紙袋午餐」的聽眾，可以隨手取一點充饑。兩個小時的安排，大致一個小時演講，一個小時討論；所以我只需講半個小時，另外半個小時給黎安友做翻譯。
選擇這個講題，出於我來美國前，中國的十年改革已陷入困境。自一九八七年初鄧小平和專政派清算胡耀邦的「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以來，中共內部以自由、平等、幸福等普世價值為目標的民主改革派，均被整肅或邊緣化。從中央的習仲勳、李昌、朱厚澤、李銳、杜潤生，到地方的項南、任仲夷等，都已被迫離開領導崗位，由專政派的特權腐敗官僚取而代之。接任總書記的趙紫陽，與鄧小平妥協，提出政經分離的兩元施政路線，即所謂「兩個基本點」。趙紫陽在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北京人民大會堂的春節團拜會上說：
「改革、開放、搞活，講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鄧小平同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講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也是鄧小平同志。他是在深入研究中國實際的過程中提出這兩個基本點的。我們大家都應當好好學習小平同志關於這兩個方面的論述，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真諦，是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基本內容。」
這兩個基本點是相互衝突的，趙紫陽想妥協，讓「反自由化」不要反到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即「政經分離」。然而，專政派絕不妥協，鄧力群說：「自由化思潮氾濫，第一段是思想領域自由化氾濫，第二段是自由化侵入經濟領域，第三段是形成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他的「第一段」是指胡耀邦，「第二、三段」是指趙紫陽。
鄧力群稱趙紫陽是「資產階級政治勢力的代理人」，他說，有一次李先念問陳雲：「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講黨內有走資派，是犯了錯誤；但從這幾年看，趙紫陽像不像一個走資派呢？」陳雲說：「什麼像不像？他就是走資派，他的生活，他的政見，證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
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前後，趙紫陽和鄧小平有過一段建立在「兩個基本點」上的短暫蜜月期，一九八八年夏天物價改革失敗後就結束了。我離開中國前不久召開的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上，李鵬和姚依林異乎尋常地聯手攻擊趙紫陽的經濟政策；事實上物價改革是鄧小平自己闖下的禍，他下令要以「過五關，斬六將」的勇氣「闖過物價關」，失敗後卻把責任推給了趙紫陽。鄧小平自己的注意力卻已轉向國際問題。
一九八八年，是全球自由民主浪潮衝擊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的一年。六月十八日，戈巴契夫在蘇聯共產黨代表會議上宣佈：「對政治體制的根本性改革，是摧毀中央集權的政府僵化體制及其命令壓迫機制這一官僚巨石；蘇聯的變革，應沿著深入且持續的民主方向前進。」他宣佈「釋放全部政治犯」，並許諾將為史達林大清洗中的遇害者建立紀念碑。東歐局勢比蘇聯更加動盪。鄧小平敏感到「國際大氣候」遲早會衝擊到中國，決心讓「反自由化」一手更加強硬。
但趙紫陽對自己面臨的國際、國內複雜形勢，彷彿沒有清醒的判斷。他聽任自以為或被認為接近他的一些「精英」、「幕僚」，提出和渲染一種所謂「新權威主義」（New Authoritarianism）)的「理論」。他們主張，今天改革的困境是領袖的權力未能高度集中造成的；而改革的阻力是要求自由民主、要求政治改革的民眾。
一九八八年九月，在北京舉行的「戊戌變法九十週年紀念會」上，戴晴在她的演說「從林則徐到蔣經國」中提出：「乾綱獨斷，以專制雷厲風行」，「正是蔣經國的模式，也未嘗不是我們的模式」；「以中國之國情，專制只能在開明專制者手裡結束」。
一位香港大學教授張五常，在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陪同美國經濟學家弗里特曼（Milton Freedman）拜訪趙紫陽後，發表題為「假如趙紫陽是個獨裁者」的文章。他說：「中國改革的困難不是不夠民主，而是不夠獨裁。趙紫陽如果擁有蔣經國一樣的權力，中國改革會順利得多。在民主改革與獨裁改革之間做選擇，我會毫不猶豫選擇後者。仁慈而又明智的專政，比任何民主制度都要好得多。」
使我感到有趣的，是到紐約的第一個晚上，在小青家中遇到幾位留學生，也正在爭論「新權威主義」。一位學生援引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著作《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裡那句名言：「人們當然可以有秩序而沒有自由，但不可以沒有秩序而有自由。」這位學生認為，發展中國家為了秩序與穩定，必須犧牲民主與平等，將權力集中於一個領袖，依靠少數精英，掌握國家的資源和政策，才能保障經濟的穩定發展。
但另一位學生反駁道，亨廷頓那本書是根據他對拉丁美洲國家的研究，在一九六九年寫的，那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尚未開始，那些拉美國家普遍缺少保障秩序穩定的政治結構，如書中所說：「一營士兵，兩輛坦克，半打上校就可以推翻政府。」然而共產國家完全不同，亨廷頓在書中也有提到：「共產主義政府雖然在各方面不見得比自由政府更有辦法，但是他們能做到的一點是提供有效的權威。他們的政黨組織提供了制度化的政治結構來動員支持和執行政策。沒有任何一個共產黨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被一次軍事政變推翻過。」
我從旁聽了片刻，察覺這股主張專制獨裁、犧牲民主平等的「新權威主義」之風，似乎在太平洋兩邊方興未艾，恐怕不是一個好兆頭。我也發現一些「新權威主義」的鼓吹者，喜歡拿台灣和蔣經國做「樣板」，激起了我研究台灣和蔣經國的興趣。
我在哥大交的第一個台灣朋友是杜念中，他是哥大東亞所的博士研究生，又是《中國時報》的駐美特派員。他為人謙和誠懇、勤奮好學，一面做博士研究（黎安友是他的博士論文導師），同時還辦著兩份很有影響力的華文刊物《知識分子》和《美洲時報週刊》。他是主動通過小青找我的，可以說是「一見如故」。
笫一次見面，他說讀過我在中國時寫的文章〈從人的異化到人的解放〉，同他正在研究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有關聯，所以很想同我一起探討。我告訴他我對台灣的所謂「四小龍發展模式」（台灣、韓國、新加坡、香港）和蔣經國的角色不大明瞭，正想請教他；於是杜念中就成了幫助我認識台灣的第一個老師。
我問他：中國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台灣的發展，應歸功於「乾綱獨斷」的專制獨裁政治，稱之謂「新權威主義」或「蔣經國模式」，其「精髓」為「專制政治與自由經濟的調情」或「蜜月」，台灣真的有這種「蔣經國模式」嗎？
杜念中的看法是否定的。他認為蔣經國並沒有設計過什麼「專制政治與自由經濟共度蜜月」的統治模式，蔣經國晚年從專制政治到解除戒嚴的轉變，是迫於形勢，照他自己的說法是「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他應該是看到全球自由民主潮流來到台灣海峽了吧？那時台灣的黨外反對運動聲勢愈來愈強，美國雷根總統派李潔明來，也很關注台灣的民主人權。台灣的國民黨黨國戒嚴體制，已無法照舊統治下去，不能不變了。蔣經國是在這種內外形勢下被迫做出的選擇，
他還特意選擇在會見《華盛頓郵報》董事長凱薩琳．葛萊漢姆（Katherine C. Graham）時宣佈「台灣政府將取消戒嚴」。那一天是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民主進步黨在圓山飯店宣佈成立後的第九天。美國《華盛頓郵報》十月八日以頭版頭條刊出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的消息，讓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這不是按照新權威主義事先設計的藍圖行事，而是讓新老權威都措手不及的一個突然襲擊。」我插了一句。杜念中接著說：「是啊！當時連坐在蔣經國身旁做翻譯的馬英九都吃了一驚。」
看來蔣經國和鄧小平這對莫斯科同學，對現實政治一樣敏感，然而所採取的因應戰略剛好相反。鄧小平警覺到全球自由民主浪潮來襲之時，採取堅決抵制的「反自由化」戰略。同樣感受到自由民主浪潮來襲之時，蔣經國選擇的是順應歷史潮流和民眾意志，捨棄專制獨裁，讓台灣融入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進程。
那天我的「紙袋午餐」演講，就設定在自由民主vs.專制獨裁這個「十字路口」。我認為中國改革的困境，表面看是經濟問題，實質上是政治問題。中國正處於向自由民主的現代國家之路前進，還是拐回專制獨裁老路的關鍵時刻。我說，在中國歷史上，背離了自由民主價值，任何改革都會異化。三民主義異化為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蔣介石主義。新民主主義異化為「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澤東主義。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下台以來鄧小平的「反自由化」戰略，不僅終止了政治領域的民主改革進程，同時打擊了經濟領域的市場化改革進程。
今日中國的「市場經濟」，已異化為黨國特權官僚集團的寄生經濟。而當前正在興起的「新權威主義」思潮，卻顛倒事實，認為「改革的阻力是工人、農民」，是「中國人民太落後」。他們主張中國的現代化，只能依靠少數「知識精英」去輔佐一名「權力高度集中的英明領袖」，才能成功。這是一種危險的，同全球自由民主浪潮對立的思潮，嚴重背離中國改革的歷史和現實。
回顧十年改革（一九七八∼一九八八）的歷史，中國改革首先從貧窮落後的農村突破，正是因為那裡的教條主義和黨國官僚體制相對薄弱。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沒有為農村改革做出「設計」，只是在政治上「鬆綁」，還給了農民那點本來屬於他們自己的發展自身經濟力量的自由自主權利；農村改革的一切「設計」，都是獲得了那點自由自主權利的農民自己創造的。
然而，城市的工人、知識份子，至今沒有獲得那樣的自由自主權利，他們的智慧和創造力被鄧小平的「反自由化」戰略和舊制度的鎖鏈鎖住了。正是在「反自由化」的專制權威陰影下，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的腐朽權力與不平等市場相結合的官僚寄生經濟又出現了。當今盛行的「官倒」經濟，正是「中國特色」的官僚特權寄生經濟。從根本上解決「官倒」，必須回到政治制度改革，真正形成自由自主勞動的生產者和自由自主經營的企業家都能平等參與競爭的市場經濟。
我說：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必須結合不能「分離」，渡過當前改革困境不需要「獨裁者」，以所謂「開明專制」對付「愚民」是開錯了藥方。人民並不反對改革，人民抵制的是反自由、反民主，腐敗特權與不平等半市場經濟共渡「蜜月」的假改革的寄生蟲。只有走自由民主之路，才能消滅寄生蟲，保障勞動者、經營者的自由自主權利，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充分發揮每一個人的生命力和創造力。
我事先寫好講稿，投到紐約的華文報紙《華僑日報》發表，在文末註明「寫於海口」。這是一個被迫的謊言，藉以讓北京當局以為我仍在海南工作。當時黎安友教授正在幫我辦理邀請若瑛來美的手續，為了能安全出境，若瑛準備先以探親名義到海南，通過我在海南工作的公司幫助辦理護照和簽證；因此不能讓北京知道我已到美國，以防王震橫加阻撓。
